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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秘書被監禁八年 送錯了哪一封信?

2015年12月08日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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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長貴(口述),本文摘自《溫故(十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送錯一封信,成為“階下囚”

  在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轉來的給江青的信。這封信是北京某個電影制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的。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我因工作忙,不斷地收發文件和接電話,這封信我是分幾次陸續看完的。在這封信中,這位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就是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以及贊揚江青的話,等等。她寫這封信的目的,無疑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去她正受到的沖擊。我感到這封信很難處理——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我誤會了這封信的內容和江青有什麼關系,怕處理錯了,負不起責任。於是我把這封信附上一張條子送給江青。條子上寫的是:“江青同志:這封信有您的名字。”我所謂“有您的名字”,並不是說信的“抬頭”,這是寫給江青的信,當然抬頭是江青,而是信的內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說,此人以及她寫的信的內容和您是不是有什麼關系。再說一次,這一點我是誤會了——確確實實誤會了,這位寫信人和她寫的信的內容和江青根本沒什麼關系。我萬萬沒想到,由此一場滅頂之災從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我:“為什麼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一下子,我嚇呆了,不知怎麼回事。低頭一看,是我“請示”她的那封信,我輕輕而又膽怯地說:“來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麼關系?”江青怒氣沖沖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沒動動窩,拿郭沫若的《洪波曲》來看看!”在江青這個嚴厲斥責后,我確實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講到,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文藝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漢、重慶,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屬於去延安的,但上面並沒講到江青的名字。

  盡管江青聲色俱厲地斥責,但由於我心中無鬼,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幾天裡,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對我的態度卻變了。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江青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或發文件。恰巧這個星期和我一同擔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回家奔喪了﹔待楊1968年1月8日晚回來,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辦公室后,我領著楊去見江青(楊是1967年國慶節后調來的,還未單獨直接見過江青)。我向江青報告說:“江青同志,楊銀祿同志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干什麼?!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志。”我悻悻地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

  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鐘,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他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他把我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歷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的一間屋裡,汪東興就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汪東興﹔“文革”后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從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

來源:人民網 (責編:賀麗瓊、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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