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口“明細賬”：紅利、機遇、壓力並存

人均GDP始終保持全國各省區首位﹔城鎮化水平在全國各省區中位居第二﹔全省人口增量居全國各省市區第三﹔勞動力資源總量充足，15-59歲人口規模居各省市區第四﹔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排名國內各省市區第五。

這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我省的“明細賬”,反映出江蘇過去十年發展質態的系列亮點。

翻開這份人口普查“明細賬”，究竟有哪些需要關注的數據和趨勢？18日，江蘇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並解讀我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

人口“明細賬”亮點突出

“十年來，江蘇圍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加快推動發展方式轉變。根據此次人口普查，我省常住人口總量增加到8474.8萬人，經濟增長動力強、人口集聚程度高、高質量發展推進有力的特征越發顯著，在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城鎮化進程、人口集聚、勞動力供給、人口素質等方面，均處於全國前列。”江蘇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省統計局局長王漢春介紹，2020年11月1日零時，全省常住人口84748016人，與2010年我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87075人，增幅7.74%，年均增長率0.75%。

608.7萬余名新增常住人口是什麼概念？根據此次人口普查公報，鹽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為6709629人。這相當於十年間，流入江蘇和在蘇自然增長的人口之和，與鹽城最新的總人口規模相當。

翻開人口“明細賬”，十年間的趨勢細分如下——

發展質量“穩”。除人均GDP保持各省區首位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省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實現協調發展。數據顯示，2020年江蘇人口總量位居全國第四，比上次普查上升1位，GDP總量連續跨越六個萬億元大關，人均GDP達12.13萬元，連續12年居全國各省區榜首。

城鎮化進程“快”。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73.44%，不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10個百分點，而且全省各地城鎮人口承載力、集聚力進一步提升。數據顯示，在2010年我省城鎮化率超過60%后，再次實現13個百分點以上的較快提升。

人口集聚“強”。2000年至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增加427.71萬人，2010年至2020年增加608.71萬人。“兩者相比，后十年比前十年人口多增加181萬人，年平均增長率提高0.19個百分點，人口總量和增量持續保持平穩增長。”王漢春說。

勞動力人口“多”。根據發布的數據，2020年全省15-59歲人口5335.07萬人，雖較2010年減少250.21萬人，但仍保持在5000萬以上的規模，勞動力資源總量依然充足。

人口素質“高”。全省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位居各省市區第五，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從“六人普”時的9.32年上升至10.21年，文盲率由3.79%下降為2.61%。人口大省向人力資源強省加快轉變的節奏未變。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優勢明顯

人口信息，對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何參考價值？

“從當前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反饋的基礎數據看，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內容，一個是我省城鎮化水平高速發展，另一個是省內勞動年齡人口體量大、素質高。”省第七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省統計局人口和就業處副處長馬永春直言，城鎮化率處在高位的直觀體現，就是城鎮人口稠密，“人口集聚對拉動消費功不可沒。伴隨人口集聚度提升，城市服務業需求擴大又會帶動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因此，可以說城鎮化的速度，很大程度決定著新發展格局能否加快構建。”

在江蘇，除了消費群體規模壯大，人才集聚效應也更加明顯。“隨之而來的，便是創新活力增強，進而為城鎮現代化轉型提供動能。”馬永春說。

城鎮現代化轉型能否獲取足額動力，還需觀測產業結構和與之相關的產業人口。馬永春介紹，以制造業為例，從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中，就大趨勢看，我省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人口總量雖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下降的趨勢卻非常明顯。而在同期，資金密集型行業就業人口的佔比提升同樣明顯，“截至2020年，江蘇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值比重和人口比重，已遠低於廣東與浙江。”

多元化新興產業延展出龐大的就業鏈條，也吸引著人才“棲居”。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離不開人才，江蘇在人才引入和城鎮人才集聚上頗具優勢。”江蘇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孫運宏分析，2020年江蘇全省共有普通高校167所，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在校生225.8萬人，充分發揮了高等教育對區域產業轉型升級的引領作用。此外，江蘇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60.2%，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8.6個百分點。“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時屬於精英教育階段，15%-50%為大眾化階段，50%以上則是普及化階段。由此可見，江蘇的高等教育已經具備支撐‘人才紅利時代’的基礎。”孫運宏說。

首先具備“人才紅利”，進而釋放“人才紅利”。馬永春直言，人口普查結果反映出勞動力人口規模較大和人口素質加快提升，二者相互作用，為我省通過科技進步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提供了堅實的人力資源保障。

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離不開產業多元化與人才集聚，但人口增長仍是最基本的落腳點。普查結果顯示，蘇州、南京、徐州位居全省各設區市人口總量前三，但各設區市人口總量的排位相較十年前已有變化：位居全省前五的城市，由蘇州、徐州、南京、南通、鹽城，轉變為蘇州、南京、徐州、南通和無錫。南京市總人口超過徐州，而無錫首次進入前五。

人口流動加速城鄉關系重構

江蘇歷來是人口流動大省。普查數據顯示，全省人戶分離人口達到29979948人，其中，市轄區人戶分離人口6316191人、流動人口23663757人。與“六人普”相比，全省人戶分離人口增加11753129人，增長64.48%，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加3755657人，增長146.67%。

“顯然過去十年中，人戶分離和人口流動的程度都有進一步提升，對於市轄區來說尤其如此。”馬永春認為，兩個原因造成了這一局面：首先，凡是跨城區流動的人口均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而同一城市由縣至區、由縣至縣，以及進入城市的外來人口，都算流動人口，因此在過去十年撤縣設區的過程中，市轄區數量的增加和縣域數量的減少必然導致人戶分離加劇、流動人口增長。其次，戶別人口中，我省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從“六人普”的2.94人下降至2.60人，也說明同一屋檐下幾世同堂的生活方式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這兩種情況相互作用，共同造成流動人口增加、人戶分離變多。”馬永春說。

但他也提醒，人戶分離並非就業地和居住地不同，而是戶籍所在地和實際居住地不一。流動人口也不隻包括省內流動，還有省外輸入，“所以可以綜合人戶分離與人口流動的趨勢，管窺省內都市圈建設情況，並探知未來城市人口需求增長的高峰地段在哪。”

“從現階段掌握的數據看，伴隨十年來我省撤縣設區總量不斷增加，位於城市邊緣地帶的新城區，成為人口流動的主要承載地。人口流入量的提升，不光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資源供給提出更迫切的要求，而且對市內或城際通勤效率的提升，訴求也愈發強烈。”馬永春說，此外，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將進一步擴大。

人口流動增加，勢必對城鄉結構調整帶來影響。數據顯示，與2010年相比，我省鄉村人口減少8783820人。而同期，全省常住人口超百萬的縣（市、區）達21個，佔全省縣級單位總數的22.1%。

“其實看城鄉結構變化不僅需關注城鎮化率、省內人口流動和鄉村人口的變化，還要看農業產業化水平同步提升的情況。”孫運宏說。馬永春也注意到這方面問題，“人口流動、城鎮化率提高為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發展提供了空間，但還要綜合考慮農村常住人口的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和產業分布。”

“深度老齡化”是壓力也是機遇

65歲以上人口佔比超過14%，標志著“深度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在江蘇，65歲以上人口佔比達到16.2%，不僅超過14%這根線，也高於全國13.5%的水平。

“其實早在本世紀初，江蘇人口年齡結構已成為老年型，而近年來江蘇老齡化的進程進一步深化。”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省統計局人口和就業處處長程建南說，十年以來我省人口老齡化表現出3個特征——

首先，老年人口增加幅度不斷加大。數據顯示，1990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增加19.06萬人，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增加21萬人，而2010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增加51.68萬人。

其次，老年人口將會持續增加。隨著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群體步入退休年齡，老年人口增長速度將明顯加快，年均增量將維持在50萬人以上。

再次，江蘇老齡化水平雖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差距卻在縮小。程建南告訴記者，2020年江蘇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85個百分點，比全國高0.41個百分點，居全國第六，相對2010年，位次后移三位﹔而2020年江蘇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32個百分點，比全國高0.69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五，相對2010年，位次后移二位。

無論如何，“深度老齡化”是我省必須直面的話題。記者注意到，在老齡化人口佔比提升的同時，省內15-59歲勞動力人口較“六人普”有所下滑。這是否觸發了“后勁不足”的人口警報？

“建議更積極地看待老齡化群體佔比居高不下的情況。”馬永春說，江蘇歷史上一直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最嚴格的省份之一，這客觀上帶來人口老齡化程度偏高，屬於人口慣性造成的結果。而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雖有減少，卻仍然保持在5000萬以上的高位。“事實上更應看到，相較‘六人普’，江蘇人口總量不僅在國內排名中前進了一位，而且過去十年中，每年的實際就業人口亦有較明顯的增加。”馬永春說，我省勞動力人口規模仍然較大，足以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與此同時，老齡化社會也提供了更多機遇。在孫運宏看來，適老化改造和“老年友好型社會”建設無疑將撬動養老市場更加快速崛起，“養老服務和產品供給，將為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發展注入更多動力。”在此趨勢下，城市治理將更趨精細，“銀發經濟”也會成為新的增長點。（李睿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