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盧彥名近日在南京舉行的南京國際安全區主題文物展上披露了一批新發現的文物史料，為南京大屠殺再添新証。採訪中，盧彥名向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揭開了史料背后的故事。

　　這張幻燈片可能被帶出過國門，用於宣講南京大屠殺暴行

　　盧彥名介紹說，這批文物史料都是最近幾年在研究和收藏過程中的新發現，也包括海外回流的文物。

　　其中，首次發現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照片的早期上色玻璃質幻燈片。該玻璃質幻燈片長10.3cm，寬8.5cm，厚0.4cm。英文手寫說明文字：“難民在總部（寧海路5號）領取救濟金。”畫面依舊清晰，照片中有許多人，既有中方人士，也有外籍人士（見題圖）。其中，約翰·馬吉、米爾斯、斯邁思等國際人士很容易辨認。

　　“以往關於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的很多圖片資料都源於美國的《耶魯文獻》，都是電子版的。這次找到一張玻璃質幻燈片實物，應該是比較新的發現。”盧彥名表示，查閱耶魯文獻和江東門紀念館藏相似系列電子版照片后，確認此照片為首次發現。考証其真實性，經請教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楊夏鳴，難民在總部領取救濟金確有其事。

　　目前，尚未發現同類型文物，但文物產生的具體年份尚有待考証。從玻璃質上色幻燈片為上世紀上半葉工藝技術，1950年代后逐漸被淘汰，可以確定其拍攝年代不會早於國際安全區成立，也不會晚於戰后初期。南京安全區照片為何被制成玻璃幻燈片？或許它曾被帶出國門以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據史料，1938年，國際友人辛德貝格帶著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膠片去歐洲放映、宣講。另一份膠片則由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喬治·費奇藏在自己的衣服裡，躲過了日軍的搜查，帶到美國宣講。盧彥名說，有可能喬治·費奇在宣講過程當中，用這種幻燈片的形式配合紀錄片來進行展示。這份幻燈片是從美國回流回來的，因此初步判斷幻燈片或為戰后初期國際人士向公眾宣講南京大屠殺史實所用。

　　一張新年祝福明信片成日軍侵華重要罪証

　　此次展出的文物史料中，還有一封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士兵寄回京都的軍事明信片。明信片上面寫有這名士兵對家人的新年祝福，以及“元旦於南京”。正面則寫著“上海派遣軍和多田春造”，以及其位於京都的家庭地址，蓋有“南京陷落紀念”軍事郵戳。盧彥名認為，明信片上很清楚地寫明是“軍事郵便”，時間地點都很清晰，這是日軍侵華的重要罪証。

　　其中還有侵華日軍片桐部隊的寫真帖，當時侵華日軍為炫耀自己的“戰爭功績”，出版了各自的紀念寫真照片全部由日軍自己拍攝。寫真帖不公開出版，僅作為內部資料在部隊裡交流。因此，寫真帖中有不少侵華日軍在南京燒殺搶掠的照片。盧彥名說，這本寫真帖由片桐部隊的軍士長私人收藏，有軍士長個人拍攝的南京照片，也有他本人和片桐部隊隊長的照片，還附上了通訊錄。據介紹，片桐部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臭名昭著，“百人斬”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就是這支部隊的。

　　侵華日軍步兵第12聯隊寫真帖中，還意外發現了一組南京安全區的照片。據了解，侵華日軍的寫真帖一般都是炫耀戰績的，但是這本卻從加害者的角度記錄了當時南京安全區的真實場景。照片中，穿著破衣爛衫的難民臉上神情恐懼、苦惱彷徨。

　　國際安全區研究要構建自身話語體系

　　193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士組成“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記錄、制止日軍暴行，救助中國民眾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南京國際安全區模式也為當代國際人道主義法典和公約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據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啟發。南京國際安全區所展現出來的人類守望相助精神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已經深深地融入南京這座城市的精神之中。

　　盧彥名認為，“國際安全區研究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這很重要。通過相關檔案文獻文物，我們的研究要突破傳統、拓寬視野。”目前抗戰時期中國國際難民區檔案整理與研究，以抗戰時期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和上海猶太難民國際難民社區等國際難民區為研究對象，旨在進一步收集、整理與研究國際難民區檔案資料，為當代國際人道主義活動的法理依據與實踐提供借鑒和啟發，同時有助於有關紀念場館和高校等借助整理后的檔案提升展覽、研究和教學的水平。（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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