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南京中華門外，雨花台烈士陵園內鬆柏滴翠。

雨花英烈中，有這樣一位“黃埔同學”，他叫文紹珍：1926年，18歲的文紹珍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在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的委派下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

1931年，文紹珍在隱秘戰線上壯烈犧牲，年方廿三，正是當代大學生畢業的年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是我國第一所培養革命軍隊干部的學校。值此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之際，我們走近文紹珍烈士，回望他經歷過的那段革命風雲。

文紹珍烈士全身照。

革命男兒，恰同學少年

1908年，文紹珍出生在湖南石門縣的一戶貧農家庭。在考入黃埔軍校前，他已經就讀過本地小學和常德師范學校。

“這批青年軍人大多有文化、有信仰，渴望投身於救亡圖存的事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王曉華說，這與北洋軍隊截然不同，也是其戰斗力的根源所在。

軍校青年日夜暢談的“主義”裡，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最耀眼的一座燈塔。

1926年，文紹珍如願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國共合作領導的北伐軍打響了推翻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北伐戰爭。

那時，文紹珍已經展現出一名合格的革命男兒模樣。連他在內的數十名共產黨員被調入國民革命軍東路先遣軍，擔任連黨代表。他工作積極，團結同志，愛護士兵，在戰斗中身先士卒，透著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和對革命事業的無限熱情。

1927年初，文紹珍隨東路先遣軍連克桐廬、杭州，又經湖州、宜興，向常州、鎮江挺進。3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

北伐勢如破竹，國民黨反動派卻展開分化和清黨行動，北伐軍中的共產黨員被列入黑名單，連級軍官以上的共產黨員慘遭血腥清洗。

文紹珍在岳飛墓前的留影，照片上的文字為文紹珍手跡。 

東路先遣軍在蔣介石控制的福建、浙江一帶活動，文紹珍此時任連長，處境尤為危險，一度和黨組織失去聯系。

1927年4月，文紹珍在杭州岳飛墓前，與“盡忠報國”四字留影。照片洗出后，他寫下“獨自一人！淒涼！慘酷！”“革命化、紀律化、集體化、國際化”。

在寫給時任中共廣東區委學委委員徐彬如的信中，文紹珍悵然道：“與黨失掉關系，如同失掉靈魂。”

文紹珍北伐時使用過的鬧鐘。

家書背后，他的“二次革命”

時局動蕩，革命青年文紹珍與家人的信件裡，多是柴米油鹽和青春苦楚——

“李氏的婚姻，費了您老的心，替我退脫了。”

“家用急需補助，然而倒霉又傲骨生成的我，既不願吹牛拍馬，又不奴顏卑膝，所以得不著較好的位置。”

“母親病了，而我現在一時又沒有錢寄家中，以作醫藥費用，並且今年歲收又非常的欠缺！”

1929年，文紹珍缺錢為母親治病，卻還在接濟生活困苦的革命同志。“他隻要一了解我的通訊地址，就馬上寄錢來，十元，五元都寄。”徐彬如后來回憶。

文紹珍烈士家書。

遍歷民生疾苦，更堅定了心中信仰。也正是這一年，文紹珍開啟他革命生涯的第二場“戰爭”。

通過徐彬如，文紹珍重新和黨組織取得聯系。這年夏天，他受組織委派，化名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三個月集訓時間，文紹珍就在軍校中發展了三名地下黨員，還在軍校內部尋找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黨員，幫助他們和自己一樣，恢復革命身份和組織生活。

1931年，或因隱秘戰線的工作需要，文紹珍和家裡的通信一度中斷。

“許久沒有寫信給你老人家，真是愧罪得很！......你和母親及弟妹們的像影子，每天總要在我的腦際打幾個回轉。”他在一封家書裡寫道：“我以后是在極力集錢寄回家用，我曉得今年年歲欠佳......南京上海方面的米價在二十四五員以上一擔，這是多麼嚇人的物價！百姓們真不知要餓死多少！”

文紹珍烈士現存最后一封家書，字跡較早年更工整有力。

一首國際歌，慨然赴刑場

“我現在又回到學校裡來讀書了......”

家人不會想到，信中在大城市求學的兒子，實際從事著為生民立命的事業。1931年4月，一封久違的家書，竟成絕筆。

文紹珍曾在蔣介石到校訓話的現場，安排人散發揭露其賣國殘民罪行的傳單。蔣當場草草結束訓話，事件引起輿論反響，也讓“幕后主使”成了反動勢力的眼中釘。

時間到了1931年6月，南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入伍生團特支受到破壞，文紹珍隨即接受組織委派，轉移至“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繼續從事地下兵運工作。

為以夫妻身份掩護工作，他借道北平，計劃攜未婚妻宋濂同行。不料，南京特務組織已經找到宋濂在北平的住所，文紹珍等人不幸被捕。

宋濂回憶，在國民黨的拷打下，文紹珍皮肉撕裂，白上衣貼在血肉模糊的后背上，但他一聲不響。敵人以錢權利誘他出賣組織，反遭呵斥：“我的事你們都知道了。不需我說什麼！”

回牢房的路上，文紹珍囑托宋濂：“你早晚會出去的，你出去后買兩瓶酒，撒到雨花台。”押解路上，宋濂對自己的妹妹說：“老文都自己承擔起來了，不要害怕。”

1931年8月底的一天，宋濂聽到隔壁牢房的呼喊：“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隨即是高昂的《國際歌》。

文紹珍拖著沉重的鐐銬，一步步走向刑場，仍然高唱不止：“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以上圖片均為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提供）

后記

上世紀20年代，時勢波詭雲譎。到黃埔三期畢業，國共合作尚在蜜月期。第四期開學后，蔣介石陰謀發動中山艦事件，成為大革命時期兩黨關系的轉折點。

“事件造成共產黨員被迫撤出第一軍，左派力量在革命軍中蓬勃發展的勢頭受到打壓。”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王曉華認為，四、五期的黃埔學生在信仰上面臨更嚴酷的考驗。

文紹珍究竟屬於黃埔第幾期學生，是黨史學界考証的一個重點。不同的版本包括：徐彬如認為的“三期生”﹔戰友韋祖珍回憶中的“四期生”﹔以及后來黨史學者考証得出的“五期生”等。

“這是烈士革命生涯的起點。”曾於1977年參與文紹珍烈士生平征集工作的樊昌生表示，這就是探究“黃埔幾期生問題”的意義。

文紹珍烈士生平考証人物關系一覽。人民網 郜超繪制

在交通、通訊都欠發達的年代，年輕學者靠著一封封介紹信，奔走於南京、長沙、石門的線索之間，收集有關烈士的資料、記憶和遺物。樊昌生輾轉找到烈士家中：“家屬沒有任何錢物要求，隻希望我們理清他的革命事跡。”

如今，樊昌生已從奉獻半生的歷史研究崗位上退休，回憶起這次學術生涯“啟蒙”，嗓音有些沙啞。

新時代的研究條件今非昔比，資料已能在全國館藏間共享。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工作人員表示，近期，湖南省檔案館和廣東省檔案館提供的兩份史料都表明，文紹珍烈士是黃埔五期生。烈士的革命起點正逐漸撥雲見日。

今天，在一代代黨史研究者的努力下，雨花英烈已經考証出姓名的正越來越多。

這其中，曾經就讀過黃埔軍校的烈士，除了文紹珍，還有最早在雨花台犧牲的共產黨人金佛庄、留學歸來投身革命的顧浚、戰死沙場的新四軍袁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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