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今年鹽城對9名誣告者追責，釋放了什麼信號？

9月25日，記者聯系到鹽城市亭湖區新興鎮某村書記張華（化名）時，他剛剛從鎮裡召開的國慶中秋“雙節”工作部署會趕回村委會，正忙著安排分配具體任務。

提起今年春節期間被誣告的經歷，張華仍心有余悸：“刷到那段說我們村干部貪污的短視頻，還夾著咒罵的話，當時血壓一下就上來了，腦子嗡嗡響。”那段不到一分鐘、隻有兩行字的視頻，讓他焦慮得幾夜沒睡好，“不少村民都看到了，大家會怎麼想？”

張華的遭遇，並非個例。向誣告陷害者“亮劍”，鹽城市紀委監委堅持懲治誣告與澄清正名並舉，制定出台《失實檢舉控告澄清正名、查處誣告陷害行為操作指引》，降低誣告陷害認定查處門檻。今年以來，全市已對23個黨組織、184名黨員干部開展澄清正名，查處誣告陷害9起，切實打破了以往誣告追責者寥寥的困境。

鹽城市紀委監委信訪室主任葉波和同事梳理發現，連續三年當地的信訪舉報中，超六成是不實舉報，其中不乏別有用心的誣告陷害。“舉報一張紙，核查跑斷腿。”葉波直言，這些誣告不僅擾亂正常的信訪舉報秩序、浪費執紀執法資源，更嚴重挫傷了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對地方政治生態和社風民風都造成不良影響。

實踐中，常年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村干部，最容易成為誣告陷害的“靶子”。張華清晰記得，誣告發生時，安全生產、拜訪鄉賢等一堆事等著推進，可不少村干部卻沒了積極性。“平時勤懇干活，憑什麼要挨這種罵？不如今后少做事、少挨罵。”聽到這些抱怨，張華只能挨個做思想工作。

誣告陷害背后，往往暗藏著各種“見不得光”的訴求。鹽城今年查處的9起誣告陷害案例，便清晰揭開了這層“遮羞布”：部分舉報人並非出於維護公平正義，而是企圖迫使他人滿足自身不合理訴求，有的想借此攫取不正當利益，更有甚者罔顧事實，純粹為了挾私報復而惡意構陷。

今年3月10日，大豐區村民王某某向省裡舉報：村書記施某截留了有關部門給自己的捐款，共計7.96萬元，還向他索要好處才肯發放。可核查下來，全是假的。王某某事后交代，故意捏造事實，就是想變相給施某施壓，好讓自己多得些好處。

但誣告易、追責難。“如果認定門檻過高，制度就只能‘睡大覺’。”葉波坦言，過去查誣告，總往刑法“誣告陷害罪”的高標准上靠，可現實中很多誣告陷害行為其實夠不上犯罪，甚至未達到行政違法程度，又缺少對應的操作標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為扭轉這一局面，鹽城從“降低認定門檻”破題。綜合考慮誣告陷害行為的嚴重性、舉報人所捏造事實的性質及主觀意圖、悔過態度等，鹽城市紀委監委將誣告陷害行為細分為三種情形：一般違紀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犯罪行為。

其中，一般違紀違法層面的誣告陷害行為情節輕微，在現實中佔比最大。過去，即便是輕微誣告陷害行為，也需由市委常委會或市紀委常委會認定﹔如今，鹽城明確，輕微行為由縣級紀檢監察機關自主認定，對於非黨員、非監察對象，可移送公安機關採取訓誡、警告、罰款等懲治措施。在查辦王某某誣告施某案件中，大豐區紀委常委會討論后，考慮到王某某配合調查、主動認錯，最終對其進行訓誡。

實踐中，如何區分是誣告陷害，還是錯告、檢舉失實，是困擾多地的難點，尤其是“主觀意圖”舉証難度最大。對此，鹽城試點探索“兩份筆錄”固定証據法：

第一份筆錄，先將涉嫌誣告陷害的舉報事實問題書面固定，告知舉報人權利義務，讓其補充提供証據，初步了解舉報人和被舉報人的關系、日常往來，研判舉報真實性和實際訴求。

第二份筆錄，確認誣告陷害基本事實清楚后，與舉報人見面反饋調查情況，重點核實和記錄舉報人誣告陷害的原因、動機等主觀要件，以及有無預謀策劃、舉報過程等。

“主客觀”兩份筆錄，將是移交公安機關的重要書証。針對誣告陷害行為定罪起點高、查處難等問題，鹽城進一步暢通紀檢監察機關與公檢法等機關的銜接協作，就行為定性、証據標准、取証程序等進行前置溝通，確保每起案件都有始有終。

張華很快盼來了公正結果。短視頻發出幾天后，新興鎮紀委查清事實：村民邱某某因多次無理要求村裡安排工作被拒，心生怨恨就發視頻造謠。鎮紀委不僅為村干部公開澄清正名，還將邱某某涉嫌誣告線索移交新興派出所。最終，邱某某被行政拘留7天。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張華長舒了一口氣，“組織不光給我們正了名，還讓造謠的人受了罰，大家心裡的疙瘩一下子解開了，推進工作更安心也更有勁”。

葉波告訴記者，目前相關機制還在摸索優化，將結合實踐不斷完善流程，“通過一起起案件的查處釋放震懾力，營造形成‘蒙冤必正名，誣告必追責’的濃厚氛圍，才能讓黨員干部干事創業沒有后顧之憂。”（葉潤瑤 顧敏）

來源：交匯點新聞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