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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版︱南京大屠殺至暗時刻 中國同胞守望相助

2025年12月11日06:49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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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至暗時刻 中國同胞守望相助

本報記者 尹曉宇 楊俊峰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12月11日第5版)

今年12月13日是第12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近日,記者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獲悉,今年共征集各類文物史料573件(套)。南京大屠殺,又添新証。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南京大屠殺的至暗時刻,不僅有西方留守人士對難民們的保護,還有中國同胞的守望相助。

南京師范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教授、國家記憶和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張連紅介紹,根據《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書》記錄,有1500名中國人直接參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各項工作。他們不僅承擔大量具體工作,還要避免被日軍施暴。至暗時刻,中國同胞救亡圖存,寫就了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12月11日,《人民日報》第5版版面。

12月11日,《人民日報》第5版版面。

南京陷落

日軍對南京的轟炸從1937年8月15日便開始了,敵機從東京出發對南京發起空襲。

首次空襲南京的是木更津航空隊,航空隊中一個叫阿部信夫的士兵后來在《支那事變戰記·海軍航空戰》中記述了當天的情形:這天上午9時半許,我“海之荒鷺”越海長驅,令人難以置信地出現在南京上空。……許多炸彈從雲中落下,敵軍狼狽不堪,南京市民驚愕不已,實在難以用言語表達,這也不奇怪。

在鼓樓醫院工作的美國人威爾遜醫生常被空襲所困擾,他在10月28日給夫人的信中寫道:空襲總數達到82次。

到了11月,經過數月空襲后,南京已經變得混亂不堪。此時,來自美國、德國等國的20多位國際友人與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經理約翰·拉貝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劃定美國大使館、金陵大學、金陵大學附屬中學等佔地3.86平方公裡的安全區,設立了約25個難民收容所。

但日本政府對“南京安全區”的設立表現出了明確的拒絕態度。12月3日,德國大使館從漢口發來的電報稱:日本“出於軍事上的原因,不同意在南京設立任何保護區或要塞區”。12月5日,國際委員會收到東京通過美國大使館轉來的於12月4日作出的關於南京安全區的正式答復,對國際委員會設立安全區的建議再次給予拒絕。

12月13日,中華門失守、太平門失守……日軍從不同的方向攻入南京,南京淪陷了。

圖①:程瑞芳日記。

圖①:程瑞芳日記。

圖②: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避難的婦女正在學習紡線。

圖③:許傳音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証。

圖④: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

圖⑤:11月30日,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庭祭告活動現場,夏淑琴手捧花束祭告家人。泱 波攝

圖⑥:人們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杜 懿攝(人民視覺)

圖⑦:12月2日,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圖書發布。新華社記者 李 博攝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提供

救濟難民

金陵大學附屬中學42歲的舍監兼英文教師姜正雲因家庭負擔重沒有隨校西遷,選擇留校護產。作為金大附中難民收容所的所長,他和80位助手最多收容了1.5萬名難民。

由於日本政府拒絕承認安全區,“掃蕩”也將其包含在內,如步兵第七聯隊三個大隊及配屬的戰車中隊的“掃蕩”區域地圖標記幾乎與安全區重疊。

參加了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小林四郎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那一天,我們連到難民區內的一座大樓去清查難民身份,凡形跡可疑者當即予以扣押……檢查結果,有幾百人被視為“可疑分子”。在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來自上海、常州等地的難民,還有一些當地的南京人……他們在日軍的押解下走向玄武門……八挺機槍一齊開火,刑場內頓時血肉橫飛,連距刑場50米開外的日本兵身上都濺上了死者的鮮血。

日軍燒殺淫掠的暴行在安全區內蔓延,即便這已經是南京城內最安全的區域。

“今天晚上,日本兵為了進一步搜尋少女,闖入了我們的宿舍。到處都充滿了嗚咽聲。我毫無任何方法阻止她們哭泣……我一邊流著憤怒的眼淚,一邊在寫這封信。”12月17日,姜正雲致信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喬治·菲奇。當天,日軍在金大附中強奸了8名婦女。

正是在這一天,侵華日軍在中山門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華中方面軍司令鬆井石根騎著高頭大馬,沿著街道走到國民政府門前,道路兩側的士兵揮舞著手臂,爆發出歇斯底裡的狂歡。之后,日軍更加暴虐。

當晚,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下稱“金女大”)舍監程瑞芳悲痛難眠,在日記裡寫下血淚見聞:“12月17日,現有十二點鐘,坐此寫日記不能睡,因今晚嘗過亡國奴的味道……今晚拖去共十一個姑娘,不知托(拖)到何處受用。我要哭了,這些姑娘將來如何?”

彼時,程瑞芳已經62歲,南京淪陷后,她與金女大難民收容所所長美國人魏特琳以及陳斐然組成“三人緊急委員會”,被魏特琳稱為“優秀的將軍”。作為南京唯一專門收容婦女和兒童的難民收容所,金女大收留的難民最多時達1萬多人。

程瑞芳的孫子程國祥生前回憶:“她說都走了,學校就沒人看守。自己年紀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還有魏特琳也沒走,她們一起在難民所看護難民。”

由於金女大隻收留婦孺,金大附中收留的女性較多,日軍對兩處的滋擾尤其頻繁,日軍不僅在校園內強奸婦女,還將婦女從校園內強行擄走。

為了保護女性難民,在姜正雲安排下,40余名婦女藏在鐘樓地下室,這個200平方米的空間被分成5個隔間,通過牆上的出氣孔透氣,由專人送飯。

金大附中沒有西方人駐守,只能靠姜正雲帶著工作人員跟日軍周旋,經常遭到謾罵甚至毆打。《拉貝日記》曾引用貝德士的書信稱,1938年2月22日,日本兵前來索要勞工,由於沒有得到及時滿足,就對所長姜正雲拳打腳踢。

除了最大可能保証難民們的安全,收容所還要負責難民們的伙食、衛生等。

金大附中設置了粥廠,有專人負責做飯,一般是一天兩頓稀飯,每人一大碗。1938年1月3日,由羅威(音譯)等人組成的監察委員會前往金大附中全面檢查,對姜正雲給予了高度評價。

同舟共濟

安全區內尚且艱難,安全區外的境況更不言而喻。

“殺豬匠”王恆山一家僅能溫飽度日,因為舍不得積攢的一點兒家業,他沒有去安全區而是留在了漢中門附近的家中,這裡正是日軍集中屠殺中國同胞的地點之一。時不時地,王恆山便能聽到機槍的掃射聲和被害同胞的呼喊聲,他拳頭握得咯咯直響。等槍聲漸停,日本兵檢查處理完現場離開之后,王恆山便出門尋找還僥幸活下來的人。

淮安人田山是黃包車夫,逃到安全區的他與其他難民一起被日軍驅趕到漢中門集體屠殺。田山頸部受傷,被王恆山救助,數日后,田山傷口流血過多,有生命危險。王恆山遂冒險通過敵人崗哨到安全區,將田山的妻子接到自己家護理田山。兩個月后,田山康復,又由王恆山作保為田山夫婦籌借路費,並由王恆山的妻子谷氏護送他們返回淮安。

因為救助了很多人,王恆山自己都記不清一些名字。至暗時刻,涌現了一批類似王恆山的義士。

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些南京本地的慈善組織積極活動。他們一方面積極協助國際委員會救濟難民,一方面承擔起掩埋同胞尸體的工作。

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便是其中之一。1937年12月,許傳音應邀參加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持難民的住房工作,同時還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

紅卍字會設粥廠兩處、診所兩處,開辦粥廠的米、煤等實物及相關費用,都由許傳音與安全委員會逐一溝通,並不時親自護送糧食到難民聚居點。另外,紅卍字會從12月22日開始收埋尸體。不到半年時間,紅卍字會共埋尸4.3萬余具,並留下了詳細的掩埋記錄。

偽政驅民

1938年1月1日,由日軍扶持的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成立,日軍試圖強行關閉難民收容所,驅趕難民回家,但遭到國際委員會的強烈反對。

但迫於日本壓力,收容所不得不漸次關閉,拉貝也不得不離開南京。

1938年2月21日,即將離任回國的拉貝在告別演說中說:我們委員會各部門的實際工作都是中國人做的,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他們是在比我們冒更大危險的情況下進行工作的……你們的工作將會載入南京的史冊,對此我深信不疑。

1938年5月,尚有6個收容所開放,金女大和金大附中都在其中。5月15日,金大附中貼出了姜正雲手書的布告,宣布收容所將於5月31日解散。

由於滯留金女大的女性多為無家可歸且生活十分貧困的人,程瑞芳便組織她們在金女大的家政班一邊上課,一邊做工,直到她們能夠獨立謀生。

在繁忙的救濟難民間隙,從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日,程瑞芳還將幾乎每天所見所聞的日軍暴行寫入了日記,共3萬余字。

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刻,留守南京的人們仍堅信中國將取得最終勝利。

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的角度來說,佔領南京或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是從道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金陵大學圖書管理員邰常仁(音譯),偷偷將西方人記述的日軍暴行用打字機打了出來,並在裝訂前言裡寫道:我相信我的祖國會贏得最后的勝利,並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正義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6年5月,中、蘇、美、英、法等11個國家組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東京審判,審判持續了兩年半多。

程瑞芳因為身體原因,未能親自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証,但其向法庭提供了書面証言,被列為第308號法庭証據。她在証詞中寫道:“本人71歲,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總管。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校園被宣布為一個安全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1萬多婦女和兒童。”隨后,她列舉了親眼所見的日軍在校園裡強奸、搶劫和殺人的數個証據。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証人出庭的許傳音用流利的英語與戰犯鬆井石根的辯護律師伊藤清進行了激烈的較量。

伊藤清問:“安全區的建立是不是和這有關系,即外國人懼怕在從南京撤退時遭到中國軍隊的搶劫從而造成破壞呢?”

許傳音答:“不,根本不是,和那沒有任何關系!你在指責這些善良的外國人,這太差了。你知道他們出於人道主義精神才建立了安全區。”

在許傳音的縝密回答下,刁鑽的伊藤清終未找到有利証據。

1947年的南京審判中,許傳音還兩次出庭報告了日軍的種種暴行。他所提供的紅卍字會埋尸4.3萬余具的証言被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採用,成為將鬆井石根和谷壽夫判處死刑的重要証據。

証史待昭

今年11月30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又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遇難者名單牆前祭奠家人,96歲的她在家人的攙扶下獻上菊花,用顫抖的雙手為家人的名字“描新”,悲愴的神情停留在了她8歲那年,一家9口人7人慘遭殺害。

“88年了,日本這個國家為什麼不敢承認南京大屠殺?”夏淑琴還在等待,等待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承認南京大屠殺,給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一個交代。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及張連紅、郭必強、劉燕軍、楊雅麗為本文提供學術支持)

(責編:張鑫、耿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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