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有的留下乳名，有的用了化名，不少烈士的真實姓名塵封多年

讓歷史深處的英名閃耀新時代

一個名字，就是一個人留在人間的最后回響。

清明風起，烈士紀念碑前，人們仰頭辨認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烈士英名。這些名字中，有一部分或來自乳名，或取自排行，或只是化名。它們沉默如鐵、映照山河，在每一個春天，被后人輕輕念出。

念出，便是相認。

拂去歷史塵埃，追尋英烈本名

清明時節，安葬著1800余位烈士的連雲港市贛榆區抗日山烈士陵園又迎來祭掃的人群。這裡有102座無名烈士墓，長眠著318位無名烈士，對他們的守護和祭掃，由志願者承擔。

除了無名的烈士，翻閱安葬在連雲港的烈士名錄，不難發現幾種名字頻繁出現。抗日山烈士陵園服務中心主任賀龍廣總結說，烈士的英名有的深深打下時代的烙印，如德勝、德善、長寶、學義﹔有的隻根據排行留下了乳名，如“二柱”“二丑”﹔有的女烈士連正式的名字都沒有，隻留下“朱楊氏”等代稱﹔還有的隻留下姓，名字不確定，如朱排長、王士兵等。

就像上面提到的“二柱”“二丑”一樣，許多烈士名字來自排行。“小二潭子”也是如此，但把這個名字和著名戰斗英雄徐佳標聯系到一起，則用了幾十年。

1945年淮陰城攻堅戰中，19歲的徐佳標擔任尖刀班班長，雙腿被子彈打斷后，毅然用身體堵住敵人的機槍眼。因他舍身堵槍眼的壯舉，淮陰城南門被命名為“佳標門”，他生前所在班被命名為“徐佳標班”。

這樣一位名字響當當的英雄，因戰爭年代部隊轉戰頻繁和熟悉的戰友犧牲，其家鄉具體在哪長期不為人知。直至2014年，報紙刊登徐佳標事跡后，多個部門展開追蹤、取証。連雲港市海州區板浦鎮羅圩村老人顏井勝、顏文世一眼便認出了這位徐佳標就是兒時乳名叫“小二潭子”的小伙伴。史料與口述相互印証，英雄終於魂歸故裡。

一些烈士因參加革命后改了名，家人苦尋卻經年不得。雨花英烈研究會理事胡卓然常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復原的許包野故居，向人講述“半個世紀的等待”的故事。

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的許包野，在輾轉多地從事革命運動的過程中，化名為“阿寶”“保爾”“老劉”等，直至被捕后在南京犧牲也未用真名。因此，妻子葉雁蘋在50年的時間裡苦苦尋夫、始終未果。1985年，經過黨史部門多方努力，確認1935年在河南開封被捕，隨后犧牲於南京的河南省委書記“老劉”，就是許包野。直到他犧牲的那刻，敵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1982年，老革命仇甫成之子仇明祥出差路過南京，到雨花台參觀時，發現展出的楊斌烈士遺物中，有半條毛毯與家裡那半條十分相似。“半條毯子”的故事是他從小耳熟能詳的：1944年春節前夕的一個晚上，新四軍戰士仇甫成隨楊斌執行伏擊任務。看到衣著單薄的仇甫成在大雪中發抖，楊斌將一條毛毯剪成兩片分給仇甫成一片。仇甫成知道楊斌患有嚴重肺病，堅辭不受。楊斌則執意給他蓋上。戰斗勝利后，仇甫成將半條毛毯精心收藏起來。

那時仇甫成還不知道，楊斌並非烈士真名。1983年9月，剛從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長崗位上離休的謝遠達也到雨花台參觀，從烈士照片上認出自己失散了45年、一直苦苦尋找的四弟。直到這一天，人們才得知，楊斌真名叫謝遠源。他離開家鄉求學后，1933年春末因參加抗日活動被學校開除，就以化名繼續求學和參加革命，直至犧牲。

每個研究和守護烈士的工作者，都能講出許多這樣的動人故事。東海縣石榴街道退役軍人服務站站長劉福來記得，烈士藍天玉，本名蘭立勝，1923年生於連雲港東海縣，1944年參加革命，1948年在山東泰安光榮犧牲。300多公裡的距離，70多年的錯過，直到2024年，74歲的侄子蘭懷兵才在泰安革命烈士陵園找到他的二叔。

你的英名，我們的家園

和尋找蘭立勝烈士類似的故事，連雲港灌雲縣下車鎮印庄村也有過。1945年5月，鹽城建湖縣蘆溝鄉雙蕩村蘆溝河北附近，年僅25歲的縣武工隊隊長張萍率部與日偽軍激戰，腹部中彈不幸犧牲。當時建湖縣將雙蕩村改名為張萍村、蘆溝鄉改為張萍鄉。烈士的親人，則用了79年才得以確認，“張萍”就是他們苦苦尋找的叔叔印雲煦。

在鹽城，還有這樣以烈士化名命名的地名。上海青浦籍烈士袁文彬，曾用名袁持中、袁志遠。在鹽城，他以“方強”之名被廣為傳頌，至今當地仍有方強社區居委會和方強農場。新四軍紀念館講解員宋鈺介紹，1940年冬，袁文彬受黨組織指派，帶領新四軍民運工作隊來到鹽阜地區開辟新區。他深入農戶家中，與農民一起剝玉米、種地，拉家常間宣傳抗日主張。1941年10月，鹽東行署成立，袁文彬任主任。在籌備成立鹽東縣人民政府時，他不幸遭遇日偽軍突襲被捕，遭受嚴刑拷打而不屈，最終被活埋於伍佑東郊荒野，犧牲時年僅40歲。

在鹽城，烈士英名不僅被銘刻在紀念碑上，還被記錄在128個鎮、街、村、居的地名中。宋鈺家住鹽城市鹽都區郭猛鎮旁，從小聽著、寫著郭猛這位犧牲在家鄉的新四軍指揮員的英名長大。工作后，宋鈺再度與烈士“相逢”。“進入紀念館工作，在整理史料時，那些熟悉的名字再次闖入視野，我才真正走進了那段滾燙的歷史。”

許多鹽都區人少時從“澤夫中學”畢業。這是愛國民主人士宋澤夫創辦的。“日寇入侵后，宋澤夫堅守本村，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揭發敵偽罪行，檢舉漢奸。”宋鈺介紹，日偽以鹽城縣長之職利誘，宋澤夫嚴詞拒絕，並囑咐家人：“我被俘，不贖票。我遇難，不收尸。”雖獄中受盡折磨，宋澤夫仍再三強調：“殺頭現成，改口不能。”最終，他被營救回鄉后病逝。

如今宋鈺也成了一位母親，常把館裡的紅色故事講給自己的孩子聽。新四軍紀念館裡還有一支“小鐵釘志願講解隊”，孩子們利用節假日為觀眾志願講解。那些寫在路牌上的名字，正在新一代人的心中，重新變得滾燙。

讓他們的名字被更多人知曉

4月3日，蘇州烈士陵園，雨絲細密。70歲的陸康將一束花輕輕放在當天新立的平碑前。碑上刻著：陸效文烈士，原名陸明哲……

“這是我的伯父，但我從未見過他。”陸康說，伯父犧牲那年他還沒出生，9歲在父親檔案中得知自己有個伯父，1949年去了台灣，沒有音信。“直到1984年，父親收到一封來自伯父老同學的信，要將伯父的骨灰帶回大陸。”陸康說，那之后他才逐漸了解“陸效文”是誰。

1922年生於昆山花橋鄉石頭聯村的陸明哲，1942年考入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后，改名“效文”，意為效法孫中山（孫文）先生。“他希望投身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陸康說，“‘陸明哲’3個字，后來幾乎隻有家人和他幾個同學記得。”

1948年任《沈陽日報》經理時，陸效文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輾轉寧滬搜集國民黨軍布防情況，為上海解放作出了貢獻。

全國解放前，陸效文主動請纓赴台潛伏。他認為，自己在台灣工作過，父親在國民黨水利部任職，有人脈。1949年10月，陸效文以興台公司業務部襄理的身份為掩護抵台。陸康查閱資料發現，陸效文情報小組常通過找老同學敘舊、喝茶，搜集報紙雜志資料等辦法獲取情報。“他們用暗語‘貨’代表情報，‘豆餅’代表海軍，‘大豆’代表陸軍，‘大哥’代表空軍。”陸康感慨，“如今看似平平無奇，當時實則驚心動魄。”

變故發生在1950年5月。陸效文情報小組策反老同學時遭對方告密，多人被捕。經歷嚴酷刑訊之后，1950年11月22日清晨，時年28歲的陸效文和情報組另外5人在台北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1991年，民政部追認陸效文等為革命烈士。

陸效文留下的最后文字裡，有句話陸康反復讀了很多遍：新中國成長的過程中也有了我的一滴血汗，那麼縱然在黎明前的黑暗裡倒下了，我又有什麼遺憾？

4月3日，春日暖陽洒在淮海戰役紀念館北廣場，一群中小學生正駐足凝視展板。展板上一張手繪畫像下寫著一行小字：孫雲虎，1924年—1948年。沒有波瀾壯闊的事跡，這個普通戰士的名字，卻牽出一段跨越生死的守望。

“很多孩子會問，這些烈士是誰？他們的家人還好嗎？”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管理中心文博館員施雪敏指著展板輕聲說，“孫雲虎烈士的名字很普通，但承載的這段跨越78年的家國守望，讓人刻骨銘心。”

1948年濟南戰役后，華東野戰軍13縱37師109團戰士孫雲虎，短暫回到山東煙台老家，抱著剛滿1歲的女兒許諾：“等打完仗，我就回家。”可這一別，竟是永別。同年12月，24歲的他在淮海戰役中犧牲於雙堆集，忠骨永埋淮海大地，名字也漸漸湮沒在歲月裡。

孫雲虎的妻子徐桂芝一直不知丈夫葬在何處，也一直不願相信他犧牲。直到2024年，孫雲虎的外孫女找到了姥爺的埋葬地。淮海戰役雙堆集烈士陵園負責人張丹曾趕赴煙台，專程看望徐桂芝。“那一年，老人100歲，雖然已說不清話，但眼神裡全是期待。”張丹回憶，當看到丈夫墓碑的視頻時，老人隻喃喃重復，“你才24歲，我都這麼老了，你還能認得我嗎？”外孫女帶回陵園的一抔土、一株蘭，成了她余生的慰藉。

展板上，柴彥軒烈士的故事同樣令人動容。這位華東野戰軍渤海縱隊2團2連排長，在何庄戰斗中帶領全排向敵沖殺時英勇犧牲，被追授一等功臣。2019年，柴彥軒的弟弟柴瑞軒特意來到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據工作人員回憶，這位同樣參加了淮海戰役的87歲老人，撫摸著英名錄牆上的名字，將解放戰爭獎章捐贈給紀念館。當時，他留下一句話：“希望子孫后代永遠銘記，今天的和平與安寧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

來源：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