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回望大唐

本報記者 尹曉宇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9月1日第7版）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唐代的南京，作為連接南北的重要節點和商貿繁華的城市，有怎樣的風貌？南京六朝博物館的“郁郁乎唐——一個多元開放的時代”給出了一個切面。特展匯聚來自全國20余家文博機構的250余件（套）文物，並首次大規模展出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

9月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7版版面。

走進第一章“都城營建”，地面展示的唐長安城平面圖讓人直觀了解這座恢宏都市的格局。六朝建康城“以宮城為核心、中軸線主導、主要建筑左右對稱”的都城設計思路，和漢魏洛陽城、東魏北齊鄴城等同時期都城一起為隋唐長安城的規劃打下了基礎。唐長安城形成了規整嚴密的網格狀裡坊布局，這一風格也深刻影響了后世的都城建設。

長安城的“六街”，即城內通向各城門的六條城市主干道。與建康城考古發現的磚鋪道路不同，六街皆無硬質鋪裝。來自洛陽博物館的戴帷帽騎馬女俑英姿颯爽，帽子也頗為時尚。當時的女性戴帷帽不僅為了好看，還有防塵的作用，正如詩句“六街塵滿衣，鼓絕方還家”所描述的一樣，在城內騎馬容易塵土飛揚。

唐代戴帷帽騎馬女俑。六朝博物館供圖

帷帽來自西域，是一種帶有垂紗的笠帽，面紗大概到頸部位置。據《舊唐書·輿服志》記載，“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則天之后，帷帽大行”。唐初流行的是冪䍠，垂紗更長，戴上之后可以遮蔽全身。而“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隨著胡漢文化的進一步交融，可以顯示妝容的胡帽流行起來，再往后，甚至露出發髻，著男裝的風尚也流行起來。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是存世稀罕的唐代建筑，此次展覽中展出了佛光寺的建筑構件。佛光寺東大殿屋頂正脊兩端有碩大的鴟吻，南京花露崗的南唐灰陶鴟吻造型與之相仿。花露崗正是李白詩作《登金陵鳳凰台》中的鳳凰台舊址所在。南唐在地方行政、科舉、兩稅制等方面，沿用了唐朝的部分制度並做了適當調整，這件鴟吻反映了南唐建筑形制對唐代的繼承。

2016年考古發掘的南京后頭山唐墓是迄今為止南京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出土隨葬品最豐富的唐代家族墓葬。其墓葬形制與隨葬器物均體現出兩京地區（長安、洛陽）的特征，同時又有磚砌排水道、直櫺假窗、模印磚等南方墓葬的傳統元素。墓中隨葬的釉陶俑種類較多，有鎮墓獸、鎮墓武士俑、騎馬女俑、胡人俑等，包括駱駝、牛車等模型明器，均以白色陶土為胎，制作工藝與唐三彩類似，先以高溫素燒，再施釉低溫燒制。

六朝博物館綜合業務部副主任、策展人尹知博介紹，南京后頭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與洛陽地區同類器物的制作工藝接近，推測其燒制地可能在洛陽，然后通過大運河轉運到了南京。

南唐灰陶鴟吻。六朝博物館供圖

唐代最流行的錢幣為開元通寶。它是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四年（621年）開始鑄造的貨幣，《舊唐書·食貨志》稱，該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開元通寶錢在中國貨幣史上意義重大，該錢制將貨幣單位由標示金屬重量改為純粹的貨幣符號，開創了中國貨幣史上以通寶、元寶等作為鑄幣標示的貨幣系統。開元通寶十枚重一兩，改變了秦漢以來以二十四銖為一兩的傳統，使十錢為一兩的衡量單位逐步形成。

展覽中有一枚出土於南京市江寧區南唐二陵3號墓的開元通寶銀錢，為武德年間鑄造，但它不是流通的貨幣，而是宮廷賞賜之物，和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同類銀錢形制很相似。開元通寶不僅在南京的唐代墓葬中有出土，在宋元乃至明清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展廳中將歷代墓葬出土的開元通寶擺成一條河流的形狀進行展示。尹知博解釋，開元通寶在五代乃至宋元仍有流通，以南京為都的南唐也曾鑄造過開元通寶，這體現了唐代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六朝的歷史演進為隋唐帝國的興盛奠定了基礎，一些六朝士族的后人在唐代仍受重視，展覽中的明征君碑拓片體現的正是這一內容。明征君碑立於唐高宗時期，由唐高宗李治撰文、書法家高正臣書寫，系平原明氏后人明崇儼為其先祖明僧紹所求，碑陰“棲霞”二字據傳為高宗御筆。

碑文記載了南朝隱士明僧紹隱居棲霞山及棲霞寺早期發展的歷史。棲霞寺始建於南朝，至唐代已成為江南地區佛教中心。明征君碑是現存唐碑中的珍品，不僅具有重要的書法價值，也反映出六朝和唐代之間的緊密聯系。

歷史的煙雲已經遠去，長江依然奔流不息。千年后，透過一件件精美文物，仍能深刻感受到博大包容的大唐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