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丨畢飛宇:在《人民日報》遇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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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在《人民日報》遇到副刊
畢飛宇 《人民日報》(2026年11月16日第20版)
我做過副刊的編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南京日報》干過6年,前5年都很狼狽。到了第六年,我這個蹩腳的記者終於成長為副刊部的編輯了,這是我在《南京日報》僅有的體面,我感謝副刊。

11月16日,《人民日報》第20版版面。
說起副刊我們就不得不說《晨報副刊》,當孫伏園從李大釗的手上接過副刊主編的時候,我估計連他自己都意識不到,他和《晨報副刊》都在創造歷史。就在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這短短的兩個多月裡,《晨報副刊》不只是把自己寫進了中國思想史,同時也把自己寫進了中國文學史。兩個多月之后,連載小說《阿Q正傳》完本橫空出世。作者巴人,也就是魯迅。
《阿Q正傳》大家都讀過,我就不多說了。但是,如果我們讓時間回到1921年,《晨報》決定派出幾個記者,到現實生活裡去尋找一堆採訪對象,去寫一篇有關國民生活,尤其是國民精神生活的通訊報道,這個工作他們能不能完成呢?能。但是,它能夠像《阿Q正傳》那樣遼闊而深入地走進那個時代中國人的內部嗎?我覺得有點困難。新聞報道的價值毋庸置疑,我真正想說的僅僅是區別與側重——新聞報道的主體是現實的、物理的世界,它側重的是已然﹔副刊則不同,它關注的是內心,是精神,是靈魂,是可能。我想這樣說,在今天,我們作為讀者,如果我們的手上正好有1921年至1922年的《晨報副刊》,有完整連載的《阿Q正傳》,我想,我們很快就可以在笑聲當中看到一個比眼淚更加嚴峻的問題:那樣的中國必須改變,那樣的中國人必須自新。事實上,這樣的認知正是那個時代的共識。共識不會從天而降,萬幸的是,在那樣一個千瘡百孔和渴望改變的時代,我們有《晨報副刊》,有李大釗,有孫伏園,有魯迅。
也許我應該講一個我讀副刊的故事了,那是1980年,我還是江蘇興化一個縣城裡的少年,16歲。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小縣城還很蕭索,但是,在小縣城的城中心,已經出現一絲繁華的跡象,在夜晚,它燈火通明,因為我們興化的郵局就坐落在那裡。它怎麼就燈火通明了呢?因為它的門口配備了4個報欄,報欄的內部是日光燈管和打開的《人民日報》。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在那裡站立一會兒,不是看日光燈管,是看《人民日報》。終於有一天,我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了王蒙先生的《說客盈門》。《說客盈門》寫的是什麼呢?是托人情和說人情。別忘了,那可是1980年,改革開放這趟沉甸甸的列車在中國的大地上已經隆隆作響,這趟列車正在為它的加速度而奮力嘶喊。王蒙是何等的敏銳,不聲不響地,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托人情和說人情的喜劇場景。雖然只是一個16歲的孩子,我覺得我能夠讀懂。我的看法文學史家不一定同意,我認為這個短篇小說是王蒙最好的短篇,我看到了一個中年男人的汪洋恣肆,那裡有喜極而泣的天賦。到家之后我就興頭頭把這篇小說講給我的父親聽。我的父親和王蒙先生同年,他們有類似的人生經歷。然而,還沒聽我說完,這位出生於1934年的語文教師當即虎下了臉來:“那個字不讀shuō,讀shuì。”那一天是1980年1月12日,是個晴天,寒風凜冽。現在“說客”的讀音已經改成了shuō客,這是后話了。
既然說到了《人民日報》,那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補充一個本人的小故事。我的生日是1月19日,那是四九裡的一個寒天。即便到了1964年,我們蘇北鄉村的產婦還沒有條件走進婦產醫院。接生婆有接生婆的“理論”,她們說,新生的嬰兒有“胎火”,需要放在大地上“降火”之后才能夠一生平安。可是,我的父母畢竟是教師,接生婆對我很客氣了,她沒有把剛從娘肚子裡出來的我直接放在泥地上,而是抽過來一張《人民日報》墊上,我就是這樣來到人間的。我的母親今年90歲了,她老人家最愛說的就是我的童年往事。有一句話我的母親也許說了一萬遍了:“那一天冷啊,你就那樣躺在《人民日報》上,凍撒咯哇。”
還是回到副刊吧。必須承認,在手機時代,我們的閱讀習慣已經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可是,副刊作為一種精神,我覺得它不能丟。這個精神就是我們面對日常生活的態度,當然,還有這種態度的表達。作為曾經的記者和副刊編輯,我特別想在這裡分享一個日常的動態——當我們在每一天的上午拿起一份報紙的時候,習慣於從前往后看,這裡有我們的精神需求﹔可是,到了夜裡,如果我們還願意拿起報紙的話,反而是從后往前看的,這裡頭同樣有我們的精神需求。我覺得,一份報紙,從前往后看它好看,從后往前看也好看,那就是一份真正的好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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