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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場“潛規則”:曾國藩如何收禮和送禮

張宏杰(歷史學者,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嘉賓)

2015年06月09日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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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曾國藩(資料圖)

  曾國藩是一個標准的傳統官僚,他科舉出身,從翰林院編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級的禮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創建湘軍,帶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學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可以說出將入相,位極人臣。我們可以通過曾國藩這個具體典型,觀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員的經濟生活狀態,觀察一下清代官場的潛規則是具體如何運轉。

  兩江總督收入豐厚,曾國藩一家卻生活簡朴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兩江包括今天的江蘇、江西、安徽,總督主掌軍政民政,統轄三個省的一切文武官員。而就太平天國時期的形勢而言,兩江總督的重要性可謂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說基礎工資,或者叫法定工資,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清帝國的總督,年收入隻有一百五十五兩白銀。如果大致以一兩白銀兌換二百元人民幣計算,大約為人民幣30100元,合成月薪約為2583元。而按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准》,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准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脈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當然,和今天的工資制度一樣,這一百五十五兩只是工資條上的基本工資。從雍正時期起,皇帝又特批給督撫們一筆數額不菲的補貼,叫“養廉銀”。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兩江總督養廉銀為一萬八千兩 ,在全國總督中處於較高水平。

  然而事實上,對於帝國內絕大多數督撫來說,“養廉銀”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官員更大宗的收入是“規費”,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標准,這種規費收入當然屬於腐敗,但是“中華帝國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認為收取規費有什麼不妥或者是腐敗,隻要此種行為保持在習慣性的限度以內就行”。 而這個習慣性的限度,據張仲禮的研究結果,督撫級的官員平均是十八萬兩。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曾國藩是大清帝國的頂級富人之一了。

  然而,頂級富人曾國藩卻活得像窮人一樣。

  總督時期,曾國藩的衣著不修邊幅。趙烈文說他第一次見到曾國藩時,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這一記載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証。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曾國藩……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對家人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他家裡隻有兩個女仆,一個是老太太,一個是小姑娘,幫不上什麼忙。那麼總督府中的日子怎麼過活呢?曾國藩要求曾家的女人們,每天都要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腌制小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都要親力親為。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剿捻回任再督兩江后,為家中女人們制了個工作日程表:“早飯后,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巳午刻(早9點到中午1點),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后,做針黹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傍晚5-7點),做男鞋女鞋或縫衣,粗工。”從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國藩如何收禮和送禮

  成為地方大吏,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禮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來謁見的下屬,都不會空手而來。身在官場,從始至終片禮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國藩“和光同塵”的作風,也不利於他在某些情況下與下屬建立基本的情感聯系。所以在實在拒絕不了的情況下,他會從下屬送來的禮物中挑一兩樣價值最輕的。

  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軍名將鮑超親赴安慶,一為商量軍務,二為給曾國藩賀壽。鮑超的軍隊向以能戰、能搶聞名,因此他既是一個粗人,也是一個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給曾國藩送禮,鮑超卻不管這一套,他一共帶來十六包禮物,其中許多珍貴的珠寶古玩之類。曾國藩覽之而笑,從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還鮑超。收了一件什麼呢?一頂小帽。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余則全璧耳。”鮑超對此也無可奈何,隻好又帶了十六包東西回去了。

  曾國藩還收過美籍華人容閎“報效”的禮物。同治四年(1865),容閎從美國採購機器回到中國。兩年前他受曾國藩委托,以“出洋委員”身份,攜六萬八千兩白銀出洋採購機器,開啟了洋務運動之先聲。機器運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國藩匯報工作。此時曾國藩已經離開南京,北上剿捻。曾國藩知道,按中國官場慣例,容閎一定會向他致送禮物,因為曾國藩給他的是一個“肥缺”。所以曾國藩特意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內,既可收留,多則璧還為是。”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曾國藩收受禮品,有一條默認的“價格線”。至於容閎所送的是什麼,價值多少,沒有留下記載。

  當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 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過,他除了請人吃飯,還要給他一百兩銀子的程儀。

  至於“別敬”,則頻率較低,隻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為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為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雲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件事他是多麼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余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仍然認為不厚。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責編:張超、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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