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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先生"陈之佛:自学工笔花鸟成大师

2014年03月12日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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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之佛

  陈之佛为书籍设计的图案。

  位于南京艺术学院内的陈之佛塑像。潘冬 摄

  秋日的一天,南京突然暂停了闷热,下起蒙蒙细雨。记者早晨从市区乘车到仙林,终于见到陈之佛的女儿陈修范、女婿李有光。

  两位老人退休在家,可能爱清净,素来并不常会客,见面时有平和的热情,招呼记者入座、喝茶,一切顺其自然。

  说到陈之佛先生,世界仿佛陷入回忆的静谧之中,一上午的时光悠然流过。

  主业工艺美术终身未离

  陈之佛出生于浙江余姚,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他渴望走出去,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

  1912年,怀着工业救国的梦想,16岁的陈之佛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机织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编写了第一本图案讲义。1918年,为了更好地学习工艺图案,22岁的陈之佛官费留学,东渡日本,1919年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工艺图案科,是中国赴日本专门学习工艺图案的第一人,也是该科招收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从余姚到杭州,从杭州到东京,他的每一步都在追逐心中的理想。

  学成归国的陈之佛,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设计人才的学馆—“尚美图案馆”,并任上海东方艺专、上海美专学校图案科主任,从此便没有离开过艺术教育的讲台,而在南京是时间最长的。

  1931年,应徐悲鸿邀请,陈之佛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担任图案、美术史、色彩学、艺用人体解剖学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师院教授、系主任及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所开的课程多达十四门。他的学生及女婿李有光告诉金陵晚报记者,虽然课程多,但每门课程他都认真备课和讲解,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讲稿、讲义及有关论文,仅从现有的遗稿来看就多达数百万字。

  在女儿陈修范的印象里,父亲陈之佛是一个做事认真、为人考虑的热心人。在南艺当副院长时,他每天都很忙,有时晚上要开会,甚至顾不上吃饭,便吃点麻酥糖充饥。等忙完工作回到家,已经八九点了,他才能吃上饭。

  对于工艺美术的发展,陈之佛一直有一个清晰的蓝图。是他呼吁修建江苏省美术馆,也是他推动建立云锦研究所和苏州刺绣研究所。其实关于南艺发展,他还有很多的计划,陈修范女士告诉金陵晚报记者,家里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当年记录随想的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建研究所”、“建工厂”的计划,可惜没等到一一实现,他就走了。

  自学工笔花鸟成大师

  陈之佛的主业一直是工艺美术,无论是教育、研究还是艺术实践,他都终身未离。正如其女陈修范所言,他成为工笔花鸟画家是有一些偶然性的。

  1931年,陈之佛应聘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以后,有机会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现在的南博)参观了一次展览会,当看到宋、元、明、清的工笔花鸟画时,当即被深深感动,对衰落的工笔花鸟画颇感惋惜,所以决定重振中国工笔画。

  自此,在教学之余,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工笔花鸟画上。他在家里专门辟了小园子,用来种花、养鸟、喂兔,方便观察,还经常去玄武湖等处观察动植物的天然情态。此外,他常常观看和临摹传统画,研究揣摩前人画的意境、气势、布局、笔墨、设色等。

  1934年中华美术会成立后第一次美展时,他第一次以“雪翁”署名,展出10幅工笔花鸟作品,其独创一格的清新画风一时间轰动美术界。当时,业内人士纷纷打听这个“雪翁”的真实姓名,甚至有人问他本人是否知道,他听到后爽朗地笑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中央大学内迁四川。1942年,他在重庆举办个人花鸟画展。由于早年留学的经历,他谙熟西方绘画中解剖、透视、色彩等知识,使他的创作不局限于古代院体画和文人画,“一扫甜俗和狂悍的流弊”(邓白语),可谓中西融通、独树一帜。

  陈之佛一生创作花鸟画作品五百余幅,在我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继承与发展上,贡献卓著。傅抱石先生曾题诗“雪个已矣瓯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盛赞他,意思是说自八大山人及恽南田故去后的三百年间,就工笔花鸟画的创作而论,大概只有他一人了。

  “好好先生”大是大非分明

  陈之佛是公认的“好好先生”,学生赵宗藻在回忆他时,用了“菩萨心肠”四个字,在女儿陈修范记忆里,他“对人友善、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对学生更是关怀备至”。

  吴冠中第一次见到他时,便“感到这位矮矮的老人确具学者风度,更怀慈母心肠”,其实在这之后,他和陈先生还有一段非凡的缘分。

  1946年夏,陈之佛担任公费留学竞争考试阅卷老师,在阅卷后用毛笔抄录了一份1700多字的考卷,并将其批注为“三五年官费留学考试美术史最优试卷”,多年珍藏。陈之佛去世后,这份手抄试卷一直保存在家中,家人也不知道这份试卷的答卷人是谁。

  直到2007年,女儿陈修范在读到记述吴冠中当年考试的文章后,写信向吴冠中求证,吴冠中派学生来看,才确定了这份试卷的考生正是吴冠中。为此,吴冠中还特地写了《历史的恩赐》一书纪念此事。

  虽是大家公认的“好好先生”,陈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临危不惧、坦率直言。新中国成立后,受民族虚无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文艺界有一种声音认为“花鸟画已没有存在的价值”,面对这种现象,每次他都坚决反对并指出:“花鸟画肯定是要的,并应该不断地发展”。

  他曾经教育学生:“作为艺术工作者不仅要发现美,还要敢于追求美。画两块红砖头,说是又红又专,是不是太图解口号了?两只鸭子或是两条鱼在水里游,说是力争上游,这张画拿出来,究竟有多少教育意义?画粉红色的桃花,说是思想有问题,那么画白桃花、白玉兰、白李花,定是思想反动了。”这番话,在当年的政治风浪下说出,不可不谓勇敢,即便今日听来,依然掷地有声。(潘冬)

来源:金陵晚报 (责编:胡伟、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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