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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家重签原律师:抱最大希望做最坏打算

2014年12月22日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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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学生和张焕枝夫妇。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摄

  张焕枝赴法院询问案件进展。

  2005年3月16日,《河南商报》报道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称一个叫王书金的人,供述自己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真凶”。这让已经承受10年痛苦、见人不敢直视的聂家人内心得到些许安慰。由此,聂母张焕枝开启了一段漫长的申诉路。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昨天上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正式解除了与刘博今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了最早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两人于当天下午抵达山东济南。今天上午,李树亭将联同陈光武律师前往山东省高院,申请阅卷。

  □案件动态

  原律师再出马申请阅卷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当天晚上7点半,刚刚看完天气预报,张焕枝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一名律师告知了这一消息。这一进展,张焕枝兴奋不已。随后一段时间,她的电话被“打爆了”。

  “我相信我们国家法律的正义,我也一定能为我儿子洗刷冤屈,直到我死。我不管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怎么想”,张焕枝一再强调,国家在进步,法律也在进步。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等到儿子正名那一天,而眼下只有先好好地活着,等待着结果,“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白跑,这些年来的坚持,还有这么多好人在帮我。”

  昨天下午,张焕枝正式解除了与刘博今的委托协议,重新委托李树亭律师,在他的陪同下,二人已于当日下午5点抵达山东济南。随后,张焕枝又与陈光武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张焕枝及其委托律师,但对方均委婉拒绝,称希望今天再见。

  “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张焕枝说,“但也抱着最大的期望,我要叮嘱山东高院,希望他们抛开网上的东西,专心复查这件案子”。

  今天上午,张焕枝及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将前往山东高院,申请阅卷。

  □讲述

  父亲的转变

  绝望服毒后燃起希望

  1994年夏天,年仅20岁的聂树斌生活得很安稳,家里给买了600多元的山地车。不料当年,他就因涉案被警方带走、羁押。1995年被判处死刑,并在当年被枪决。

  聂树斌被枪决之后,其父聂学生便从来不与村民打招呼说话,永远是猫着腰、拄着拐,自己走自己的。

  第二年,聂学生(已经在石家庄联碱厂上了20年班),同村人眼中的老好人,因无法承受这一事实,受不了工友议论,动起了轻生念头。安眠药藏了1个多月后,他终于趁老伴儿张焕枝出门的时候,整瓶服下。

  幸好发现及时,经过抢救,聂学生的命虽然保住了,却也因此患上了偏瘫,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靠张焕枝一人照料。同时,因无法正常工作,单位的工资也一下降了一半。

  知子莫若父,躺在炕上的聂学生心里一直认为,孩子是被冤枉的,“我儿子根本就没那个胆儿”。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他下定决心,不能再这么“傻”下去,开始自己做恢复性的锻炼,一来可以减轻张焕枝的负担,二来也表明从灰暗中走出去的决心。

  翻身、爬动、下炕……渐渐地,他能自主从炕沿挪到堂屋,然后再返回去。训练效果日见,他又让张焕枝缝了两个装满20斤沙的沙袋练习臂力。

  这一系列的锻炼,聂学生都咬着牙挺了过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后期康复训练时,他还在村边一处河沟连摔了两次,导致左膝内软骨骨折,打钢钉拔钢钉,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其间,张焕枝还患过一次耳聋,除了在石家庄市里上班的女儿聂树惠偶尔来照料,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位老人相互鼓励,硬撑。

  母亲的坚持

  从被害人家属处求得判决书

  2005年3月份,熬过10年光阴,低着头做人的张焕枝在得知王书金的名字之后,感到压在心上的石头一下轻了很多。

  看到张焕枝心情有所改善,村里人这才敢当面和她提起聂树斌可能是“冤枉的”。正是这三个字,10年的忍耐化为申诉的动力,张焕枝开始踏上漫长的申诉之路,她一次次上访,辗转于各级公检法机关,试图通过一点点的努力推动案件“翻转”。

  王书金的出现,让张焕枝既恨又欢喜。她认为,王书金犯下的罪、孽先一步让聂树斌承担了;而自认“真凶”的王书金,又给她带来“翻案”的希冀。

  前两年,由于没有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张焕枝每次都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无判决书不接受申诉立案”为由拒绝。下聂庄村50余名村民陪同张焕枝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索要判决书,河北高院终作出答复:判决书不能给,理由在于,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聂树斌案”是在此前审判,“可给可不给”。

  这一次,张焕枝被彻底激怒,“既然可给可不给,为何不给!”无奈,张焕枝只有一条路可走——请求当时收到判决书的受害者家属。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007年,在好心人帮助下,被害女子康某家终于同意提供复印件,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了张焕枝。

  叫天不应地不灵的张焕枝心里再次燃起希望,申诉也终得立案。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聂树斌案申诉材料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河北高院核查7年没有进展

  张焕枝凌晨5点起床,给老伴做完早饭便匆匆出门,经过2个小时车程,早早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号。运气好的话,领完号,她需要等三四个小时,见到“聂树斌案”承办法官王琪,询问申诉进展。然而,立案之后,河北省高院却始终以“在核查”让她“再等等”。这一等又是7年。

  步行到5路公交站,经过1个多小时车程,到西里转一次车坐一站,再步行15分钟。这段从下聂庄村通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路,张焕枝记不清走了多少次。9年108个月,至少每个月一次,母亲张焕枝为给儿子讨个公道,她不断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每月至少一次的申诉,相关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省钱,有一次,张焕枝从河北高院回家的时候,手里没有零钱,“转两次公交得3块钱”,张焕枝说为了找零,她走到一处菜市场,原本想在那儿买东西,看看水果摊,看看烙饼摊,又看了看熟食摊,终究还是不舍得花钱,最后买了一根冰棍,“10块钱花了1块,正好够坐车的零钱”。

  有一次快到河北高院的时候,步行经过民心河,走着走着,“我的腿就走不动了,疼得不行不行的”,膝盖的剧痛,她一点一点挪着,靠在了河边栏杆上,“我一个老太太,想想自己多难啊,揉着膝盖很久,才稍微好一点,可是我那泪就下来了。”

  家庭的守望

  看法制栏目寻找“答案”

  10年,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家庭过得抬不起头,两位老人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丧子之痛又几近拖垮这两位老人。

  在同村人眼中,聂树斌“老实得很”,是典型的内向性格,加上家里看管得也严格,不相信事情是聂树斌干的。在村民们看来,张焕枝和聂学生是故作坚强,虽然对外人从来不提聂树斌。

  聂家的生活平静而清贫,历经变故,家中的布置仍透着仔细。推开漆黑油亮的院门,院内收拾得干净利落,正房客厅里一张方桌靠着墙,桌布绑得结结实实,白色地板砖明亮如新。记者采访过程中,每次问其亲朋好友,张焕枝都表示,“不用问他们,只问我一个人就行了,别人的生活就不要打扰了”。

  张焕枝说,儿子走的那几年,日子没法过,每天靠看电视缓解,只看法制频道,直到现在,《今日说法》也是老两口最喜欢看的栏目。春晚,他们也不怎么看,“看晚会那热闹样,更难受,想想要是树斌还在,那得多好,再看看身边就我们俩,孤零零的,总是缺少点儿啥”。他们期望着,从电视节目中寻找到一些与儿子案件的相似之处。

  而聂学生则听不得有关聂树斌的任何事儿,听到了就会声嘶力竭。因此,每有记者到访,张焕枝都尽量不让老伴在旁边,“他大脑受刺激,怕他再犯偏瘫。”(施志军)

来源:京华时报 (责编:陈天源、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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