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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落幕”是对“为官任性”的警示

胡印斌

2015年03月16日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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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中纪委网站就抛出一则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曾经在一众官员中个性十足的政治强人,成了继白恩培、张田欣和沈培平之后落马的“云南第四虎”。

  仇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尽管确如他自己庆幸的那样,个人仕途一路惊险、一路高升。不过,透过以往那些争议的声音,依然可以寻觅出一些危险的信号、信息或者说线索。

  主政沭阳,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让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

  主政宿迁,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而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仇和在宿迁可谓“一卖到底”。

  主政昆明,一方面铁腕治吏,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另一方面强拆城市,大搞城建,短期内把昆明的基建摊子铺得太大,不得不走向“土地财政”。

  事实上,对于仇和的强势执政,也并非没有预警。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公车上访”。亲自带领12名失地农民代表到省政府反映情况,并撰写“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也暗讽昆明,指出“某些城市的荣誉竟多达三四十项,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发展业绩,但过多的标榜被网民及群众嘲笑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

  遗憾的是,这些质疑的声音大多埋没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仇和强势的治吏压力下,地方官场已很难出现正常的决策互动、补益,更不要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另一方面,仇和的强势作为,在引起地方官员惶恐与不满的同时,也因为迎合了社会公众对部分官员的不满情绪而备受赞誉。某种程度上讲,仇和接续的是有着历史悠久的“能吏”传统,代表的是某种有着青天期待的民意。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中,仇和一步步游走于法治的边缘。他的强势作风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书记都无法相比”,而一旦违法违纪,当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此前,有专家已经指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仇和落幕了,这是对“为官任性”的警示。有权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国理政,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个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真正为民谋福祉。

  

来源:新京报 (责编:张超、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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