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翻译刘禄曾:停战夜隔山喊话美军士兵

2020年10月21日07:08  来源:新华日报
 
原标题:当年审讯过的美军俘虏,在美国认出了她

刘禄曾接受采访时敬军礼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在敌机扫射下审讯战俘,在炸弹轰鸣中千里行军,在冰天雪地里劳动生活……”近日,在省军区南京第二十八离职干部休养所,原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翻译、92岁高龄的刘禄曾,向记者讲述了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传奇经历。

落实宽待政策,

让美国俘虏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从东吴大学法学院(位于上海)毕业的刘禄曾原准备到学校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抓到的“联合国军”俘虏在语言上无法沟通,缴获的战利品也难以识别,急需一批语言人才。学过英语的刘禄曾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北上赴朝。

“家里母亲去世了、弟妹又不少,我那时没什么牵挂,抗美援朝一声炮响就去保家卫国。”刘禄曾和22位从事翻译工作的青年男女一道,1950年底进入朝鲜。千里行军到达朝鲜中部,刘禄曾等10位青年被分配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

在敌工部,刘禄曾要翻译大量缴获的军事文件和宣传品,还要审讯战俘。第一次见到大群“联合国军”俘虏,刘禄曾印象很深刻,“披个毛毯,搞得狼狈不堪。”这些俘虏主要是美军,也有少量其他国家士兵。上级要求速问速审,3天内了解俘虏的“来龙去脉”,分门别类后送往俘虏营。刘禄曾和敌工部一位干事搭档露天审讯时,敌机前来盘旋扫射,俘虏们被吓得到处躲避、很是狼狈。

审讯战俘不是光懂语言就行,还得了解学习军队编制、军事用语、敌军概况等,以便审讯有的放矢。“本来我不知道班排连营编制,不知道装备、兵种是什么,边审讯边学习。”刘禄曾积累了各种资料以便速查,当时的笔记本,她至今仍保留着。

经刘禄曾审讯过的有傲气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有遭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士兵,有的俘虏曾是罪犯,到朝鲜当兵卖命抵刑期。有的俘虏起先对抗情绪强烈,最终被我优待政策感召。

在刘禄曾经历中,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1979年春,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刘禄曾随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博士赴美访问。在纽约白罗克仑博物馆组织的一次聚会上,和刘禄曾年龄相近的一位高个子男人主动询问她的来历,随后与她热烈握手。原来这名叫詹姆斯·伯特纳的餐馆老板,1951年春曾作为美国陆战一师的新兵被俘后,刘禄曾审讯过他。

为何时隔28年伯特纳还记得刘禄曾呢?刘禄曾笑言:“是因为我在他身上落实的俘虏政策比较多。”一天,一位战士来报告,有个高个子俘虏昨天装病表现不好。她了解后发现伯特纳是真的生病发烧,于是找来军医给他看病服药,当晚送俘虏时还安排他乘车。一个下午,刘禄曾见到一位调皮的志愿军小战士刮伯特纳的大鼻子逗着玩,就制止了小战士,“我告诉他刮鼻子也是不尊重人,与我军宽待俘虏政策不符。”正是这几件小事,让伯特纳对志愿军和这位女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狂奔过封锁线,

炮弹就在身侧爆炸

为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1952年底,刘禄曾奉命调到第24军政治部敌工科,随广播小分队上前沿对敌进行英语广播。

虽不是去打仗,上前线仍是九死一生。“到前沿阵地去,必须要过炮火封锁线这一道关。”刘老解释说,敌人掌握了我军人员特别是后勤运输的规律特点,“知道我们天天必须要从这里走,所以就盯住这条线打炮弹。”必经之路上,敌炮火打出两道封锁线,了解落弹规律的一位老战士是关键引路人。“他说大家一起赶快蹲下来,等到敌人炮火封锁这一阵子过了,我们就过。”过封锁线必须一口气跑完,冲进壕沟才算安全。

20多天后,刘禄曾完成任务后下撤时更危险。这次引路人是位通信班长,换走本来很少受炮击的另一条路,当天炮火却极为猛烈。班长急了,帮刘禄曾背起包,不停催她:“快跑!过了就是胜利。”偏偏戴着大棉帽、穿着厚棉衣和靴子的刘禄曾在雪地里就是跑不动。

大概跑了20分钟,一枚大炮弹在附近爆炸,刘禄曾感到一块弹片从身边疾飞过去,打在一棵树上发出亮光,“看到火星一亮,才发现这个炮弹就在身边。”

冲进一处火箭炮掩体,刘禄曾一下躺倒在了地上。洞里有不少人在隐蔽,看到在这么猛烈的炮火下还有小姑娘过封锁线,都很惊讶,“好多人说‘小鬼没死,万幸、万幸’。”

封锁线上无畏来回的战友有很多,许多十八九岁的运输员每天都要往前沿运粮弹。

后勤运输艰难,坑道生活也极为困难。第一次上前沿,刘禄曾住在一个班的坑道,吃喝拉撒睡都极为不便。吃一般用最简单的做法,炊事员炸油饼、馒头给大家吃。“最艰苦的是缺水。”刘禄曾说,战士们偶尔冒险从山底下水坑打水上来,水桶被打穿是常有的事。

洞里照明靠蜡烛,一炮打过来就可能被震灭。照明、做饭、呼吸都消耗氧气,坑道里空气十分浑浊。一次刘禄曾出去检查广播线路,一出坑道马上就晕倒了。战士们赶紧把被新鲜空气“击晕”的刘禄曾拉回来,躺在石头垒成的床上,半小时才缓过来。

停战夜,

隔山喊话美军士兵

刘禄曾两次到前沿对敌广播,都在重要时间节点上。1952年底,为利用圣诞节开展政治攻势,刘禄曾和广播队到了前沿一个连指挥所。喇叭设在山顶掩体里,播音室在坑道,用两个手摇发电机驱动,到了天黑广播就开始了。

“要讲能让敌人接受的话。比如圣诞节到了,要激发对方思家厌战的情绪。对敌政治工作、心理战各个国家都在搞,但心理战要搞得好是一门学问。”刘禄曾说,当时宣传方式很灵活,会用留声机播放《欢乐颂》《铃儿响叮当》等圣诞歌曲,播放美国人熟悉的民间小曲,还会念美军士兵身上找到的《一封没有完成的家信》。白天,刘禄曾就放歌曲、放相声快书丰富战士们的娱乐生活。

刘禄曾记得,等到1953年停战前夕上前沿,广播时往往对面还会停止开炮,她就把停战谈判最新进程播送给对面,瓦解敌人士气。

1953年7月27日晚10点,刘禄曾在最前沿等来停战的一刻。和战士们爬出战壕,看到对面山头出现美军士兵,刘禄曾用英语和对面山头上美军士兵作了告别,“We want peace,we hate war(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厌恶战争)。”

撤出阵地那个明朗的早晨,刘禄曾至今记得。沿途朝鲜人民已在盖房子重建家园,刘禄曾在山下炮弹坑积成的水塘里高兴地洗手洗脸,“那时心情太好了,空气、水分、阳光,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珍贵。” 本报记者 陈月飞

本报通讯员 丁 勇

摄影摄像 谭倩文

(责编:萧潇、唐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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