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深度老龄化社会"到来 该怎样成为父母温暖之手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6.2%，不仅高于全国13.5%的水平，而且超过14%这道分界线，“深度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

人口结构变化无疑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全局性的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养老？当第一代独生子女遭遇“老龄化”，他们如何陪伴父母，建立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连接？这些传统的话题在今天的社会中产生了新的涟漪。

幸福又孤独，别让“老漂族”父母伤了心

早上5:00起床，给孙女准备早餐，送到学校之后，回家路上顺便买好菜。差不多9点回到家，又马不停蹄开始洗衣、打扫、整理。到了饭点，把头天晚上的剩菜热热吃掉。短暂休息之后，又要择菜、备菜、收衣服，然后坐公交车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再做一家人的晚饭……周末因为要做两顿饭，更是忙得连轴转。

这是60岁退休后的李芹作为然然奶奶一天的作息时间表：紧张而忙碌，日复一日。

5年前离开老家，对于李芹来说，不仅是背井离乡，还意味着夫妻分离。双胞胎儿子结婚、生子竟然都神同步，她和老伴只能分头帮忙，一个跑苏州，一个飞北京。孩子小抱在手上时，吃喝拉撒全都不能离人；会走路了，磕着碰着更不省心；好不容易上了幼儿园，除了接送上下学，还要往培训班送，每天的时间被切割得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已成为她的生活常态。

像李芹夫妇这样的“老漂族”，广泛存在于中国城市家庭中。城市化加剧了人口流动，为了照顾和陪伴第三代，老人们只能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在子女生活的陌生大城市。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统计，早在5年前的2016年，我国“老漂族”数量就已高达1800万。

含饴弄孙虽然带给老人天伦之乐，但家务繁重、不适应大城市生活，也给漂泊异乡的老人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烦恼。

60多岁从湖北老家来南京带孙子的丁奶奶因为不会说普通话，陷入了困境。“不仅外面的人听不懂我说话，就连儿媳妇也很少和我说话。”脱离了原有的社交圈，来到陌生的城市，丁奶奶无处表达、无人倾诉的孤独感与日俱增。

从泰州来的小虎外婆最受不了的则是女儿女婿对她“带娃”能力的质疑：“上次我给小孩喂饭，就跟我大吵一架，后来小孩生病，又说是我给小孩衣服穿得太多了。他们总抱怨我的观念太陈旧了，做的菜又太咸了……”

代际冲突、城乡差异无形中激化了家庭矛盾。80后护士董欣然最近特别郁闷，从农村来的公公不仅经常捧着个饭碗在客厅边看电视边吃饭，还会在小区随地吐痰。她说：“邻居找我投诉好几次了，我感觉头都抬不起来。”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感来源于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两方面。退休之后，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感本来就在降低，在‘漂’的过程中，他们又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自我救济手段没有了。”心理专家、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在社区调研时发现，不少从安徽、贵州“漂”到南京的老人都有不适应感，甚至连方向感这件事都让他们困惑：为什么南京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的？走到鼓楼大转盘就迷路，为什么月亮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又在那边？

“漂”在异乡，过去同事、同学、邻居构成的“熟人社会”不在了，老人心理的困惑没有出口。想专心把孙子带好，却常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做好了，没人表扬，好像是理所应当的；做得不好，就是你的责任。

“不想干了，想回去”， 不止一个老人这么对张纯说，但他们又不想让子女请保姆，因为“费钱又不放心”。

同一个屋檐下，陪伴咫尺之间。但忙忙碌碌的“老漂族”却觉得，自己不过是“生产线”上的一环，子女们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小孩，两辈人交流很少，父母也很难获得价值上的尊重与认同。

终于要回东北了，在南京待了十多年的严叔却有些失落。几年前，他心血来潮和街道的一帮老头、老太组队打门球，没想到这项小小的运动竟让他在异乡建立起了成就感，从而排解了孤独。肯钻研，球技好，当了队长的严叔专门做了一本“门球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打门球的角度、方法和心得。“嘟嘟爷爷真厉害，怪不得嘟嘟学习也好。”每次听到球友们这样的夸赞，严叔虽面不改色，心里却受用得很。只是没想到，孙子考上理想中学的幸福感还在弥漫，他自己却要立刻面对分离：孩子大了，再也不需要接送，学校也有晚饭提供……

陪伴戛然而止让严叔有点缓不过来。他在家里至少提过两次，今年他要做一件大事，带着球队“冲冠”，但显然没人听到心里去。

亲情反哺，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父母说“听你的”

“我认识的那个妈妈不见了，我该上哪找她？”说到去年得了脑梗的妈妈，齐晓霏红了眼眶，70多岁的妈妈生病后“冷漠”得仿佛变了一个人，“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可能真的进入到了亲情反哺阶段了。”

在来南京上大学前，齐晓霏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眼中的妈妈是个充满热情的人——“她甚至会提前几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回家之后每顿饭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和姐姐做上一大桌好菜。”而如今，特意请了一周年假回家探亲的齐晓霏，却意外受到了冷遇，“我早上起床之后，发现家里冷锅冷灶的，妈妈自己吃了早饭，却没有给我做。”

陪伴父母安度晚年，也是子女心理的一场角力和成长。“妈妈过去是个很好看的人，70多岁还能穿旗袍”，母亲身体和意识的衰退对于陈慎来说既缓慢又突然，在母亲回到老家半年后，陈慎发现一向注重身材的母亲突然“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家中的母亲逐渐变得陌生：5点钟起来一定要听天气预报，广播电视一档都不能差，谁跟她抢遥控器就跟谁急。直到某年冬日，中午母亲下楼取牛奶，结果到了晚上9点多才回家，问她去哪了，她也不知道。这时候陈慎才发现，母亲其实是生病了。

她带着母亲去看脑科医生，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认知水平只有小孩的3-4岁，经历了长期的潜伏期。医生让家人多多陪伴母亲，多说话来刺激她。“母亲退休前是会计，天天和数字打交道，疾病之下却成了让家人‘毫无办法’的妈妈：疯狂购物，阳台上全是她买的纸巾；年轻时从不吃肥肉的她，后来变得什么都吃，总感觉吃不饱；和她聊天，她自顾自嗑着瓜子，问她什么就嘿嘿一笑，和她说话也没有反应。”陈慎很难过，眼看着4年多的时间里，母亲和自己“渐行渐远”，而她却无能为力。

“看着妈妈像是一张拼图，一块块往下掉，最后变成一个平板、一个洞，我们倾尽全力也拉不住。”陈慎的眼泪掉了下来，“母亲弥留之际，医生让我们拔管，说是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让母亲解脱，但我们真的做不到放手，管子拔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那个抚养自己长大、视自己如明珠的母亲开始不认识自己了，这种难过韩予玲感同身受。在无锡老家的母亲今年刚过80大寿，身体健康，但母亲却成了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得多疑，“我吃到网上一种好吃的橘子，第一时间想到给妈妈买了两箱，结果她都送了人，说怕里面有毒。”

比起没有意识，更可怕的是疾病打破了亲人间最基本的信任。母亲诊断出妄想症后，韩予玲一方面觉得要多陪妈妈，另一方面妈妈对自己的态度让她常常觉得委屈。“有时候靠近她，她一下子把你的手甩到一边。和她聊天，也不再推心置腹，说话特别官方。”一次她冒着上班要迟到的风险，和母亲诉说自己的委屈，并劝慰母亲不要怀疑家人。推心置腹了一个多小时，以为母亲被说服了，结果临出门的那一刻，母亲在她的身后冰冷冷抛下一句话：“我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妈妈身边的自己怎么就成了“坏人”？韩予玲骑车匆匆赶去单位的路上，哭得不成样子。

通常儿女父母相互陪伴交流时，都有情感反馈，当情感反馈突然不存在了，难免会让儿女们无法接受。韩予玲也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自我调整，“这是一个反哺的过程，只要父母开心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陷入自我焦虑中。”如今她和兄弟姐妹与母亲有了新的相处方式：当母亲说不吃他们买的东西时，带她买几件衣服转移注意力；母亲说有人跟踪她时，就和母亲说不用害怕，邪不压正。孝顺既是尽孝道，亦是在情感出现不可抗因素时的一种顺从。韩予玲认为，儿女也需要自我建设，感到委屈、压力或焦虑时，也要及时进行心理辅导。

多元化陪伴，让我们成为父母的“镜子”

“下次一定要来，你们不能忘掉我。”93岁的林妈妈脑梗后记忆力慢慢衰退。每次目送子女离开养老院，她都会变成黏人的“老小孩”。

“我们怎么会忘了她呢？”林郦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父亲早逝，从出生到结婚生子，再到女儿长大，母亲一直陪伴着她。直到六年前，母亲摔伤骨折，出院后需要专业康复，一边上班、一边还要带外孙的林郦不得不将母亲送到了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养老机构。她和爱人、女儿，姐姐和侄女等一大家子每星期都要去看望母亲两三次，抱抱她，给她送点汤菜、水果和她爱吃的糕点，摸摸她的头、给她捶捶背。

“以前教过她打手机，现在也不打了，我们家人前一天刚刚去养老院看望她，她就说‘怎么还不来看我’，护理员只好拿了一个日历，我们每去一天，就在日历上画个圈给她看。有时候就把她当小孩，每次去都会表扬她，也让她把我们带去的食物分给养老院里的朋友们。”林郦还和她开玩笑：你现在多好，等我老了，我的女儿是独生子女，没有人这样看望我啦。

经济学家任泽平说，“过去4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住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而当“人口大潮”进入老龄化之后，碰上的正是实行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传统的家庭式陪伴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

“我们将会是一代无法被子女陪伴养老的老年人”，在这方面，林郦想得很透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建设，如何不麻烦子女又保证高质量的养老生活。”

50后曹艾每天准时出现在公交站台，手里拎着给母亲准备的盒饭。从事业单位管理层岗位上退下来后，曹艾回到了父母生活的城市，陪伴他们养老。已经送走了三个老人的曹艾，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也会不断地触及一个话题：我们这一代人又会怎样老去？

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曹艾发现，代际的差异在这两代人中最大。“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两代人的认知和想法大相径庭。年轻人孤独，老年人也孤独，但即使这样，两个群体在同一个空间下生活，也没法做到真正双向的陪伴。”曹艾认为，和农耕时代不同，现在的老人都有退休工资和养老金，陪伴的形式也迭代了，“有人说：年轻人独立，是为了乘风破浪；老年人独立，是为了驾驭生活。陪伴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在这方面，60岁的老沈自认是走在前列的人。早几年，他和几个好兄弟一起在云南买了一套别墅，每个家庭一个房间，开始朋友式的陪伴。“我们想好了，等到我们80岁，腿脚不利索了，我们还是要回来养老的。”老沈已提前在南京买好了一套养老公寓，助老式的设计很人性化，连墙上都有扶手，更重要的是，只要身体不适，一个按键就能直通附近的医院。

同时担任南京居家养老协会副会长的张纯认为，比起物质陪伴，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陪伴。“我们的养老行业，不要一味地强调硬件和设施，而是要建立更为人性化的养老制度，比如尝试建立‘助老银行’，再比如，能不能把三点就放学、家里没人的孩子集中到社区服务中心，请退休的教授、知识分子等提供学习的帮助。总之，要给老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价值感，让他们快乐起来。”

年轻一代也在思考这个社会问题。“都说当代年轻人有三大考验：小孩的教育、父母的医疗、自己的住房。子女天天陪着看似很温暖，但天长日久就是坐吃山空，这种陪伴的意义就不大。”对此，90后公务员媛可不完全赞同。在她看来，如今的陪伴已经摆脱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即使很难陪伴在父母身边，她也会“网购式尽孝”，为父母“买买买”，同时，可以用现代网络手段与父母建立多种连接，让他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心理学家施嘉琪在《疗愈你的内在小孩》一书中写到，很多心智还没成熟的婴幼儿照镜子会被吓住。要让孩子看见自己又不会被吓到，这就需要母亲在场。因为当有母亲的陪伴时，孩子在跟母亲互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将母亲作为一面镜子，从中看见自己。“小时候，父母是我们的镜子，而父母老了以后，我们是他们的镜子，帮助他们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不慌张。”媛可说。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