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助生殖被催熱 試管中的生育較量

　　中國人口協會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不孕不育發病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在我國，隨著生育年齡的推后，環境、壓力等因素的影響，不孕不育患者數量已有5000萬左右。

　　互聯網上一些女性宣揚“不婚不育保平安”，現實語境中，生育焦慮卻在真切地困擾著另一批人。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孕育后代對於一些家庭而言，漸漸變得有些像是奢望。

　　一面是不孕不育高發，就診之路無比曲折﹔另一面是生育熱忱和傳宗接代的社會觀念。中間不斷被撕扯的是一個個家庭，巨大的矛盾下，輔助生殖被催熱，試管中有焦慮也有希望。

　　“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在扎了快200針之后，39歲的徐恩下了最后通牒，既是對丈夫，也對仍然心有不甘的自己。這些年，為了要一個孩子，她承受了很多肉體上的痛苦，放棄了對事業的追求，輾轉多地求醫。她想，馬上40歲，是接受現實的時候了。

　　誰在承受生育之苦

　　生育從未如此復雜。一方面，它是一個小家庭的隱私﹔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大家族的血脈延續。往大了說，還關乎社會的未來。而在中國，“不想生”的低生育意願和“不能生”的不孕症，兩者正以荒誕又不失邏輯的方式共存。

　　時間倒退12年，2009年剛結婚的徐恩和丈夫沒著急要孩子，夫妻倆享受著二人世界的甜蜜。他們在山東某上市公司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升職就擺在眼前，職業帶來的成就感唾手可得，“雖然那時我已經快28歲了，但還處在追求自我發展的階段，想過兩年再要孩子。”

　　與徐恩有相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延長，畢業后找工作、適應職場，初婚初育年齡勢必“水漲船高”。“年齡越大，不孕發生率越高。”南京市婦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醫師凌秀鳳介紹，10年前，江蘇育齡婦女平均初育年齡是26歲，現在則推遲到近30歲，而醫學上最佳生育年齡是24歲至29歲。“所以說有時候父母催婚、催生是有道理的，從身體角度來說，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是對的。”然而尷尬的現實是，很少有人能用醫學標尺，嚴格規劃自己的人生。

　　徐恩也沒過分在意，她曾認為懷孕生孩子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作為高學歷的職場精英，她習慣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也是可以通過努力達成的。等過了兩三年后她真的想要孩子，讓甜蜜的家庭更完整時，事情變得不那麼簡單了。懷孕，就是她生活中那件充斥著概率、充滿不確定性的事情。

　　“我和丈夫做過很多孕前檢查，明明各項指標顯示一切正常，遲遲要不上孩子的，為什麼是我呢？”作為一件到了“高齡產婦”才開始考慮的事情，生育的殘酷之處暴露無遺：一旦發現問題，留給徐恩的時間窗口通常不長。

　　因為始終查不清原因，徐恩又翻閱了不少資料，最后決定“北上”。她收拾行李，帶著媽媽和丈夫，風塵仆仆趕去北京最有名的生殖中心。在醫生的建議下，她決定走上試管之路。

　　“先打針降調，看指標怎麼樣，到時候來促排。”北京的醫生給了方案，一場長期攻堅戰看上去不可避免，徐恩索性在醫院對面租了房子，和媽媽安心住下來，把丈夫趕回去上班。

　　真正進入生殖中心，徐恩才看到，原來不孕不育的人群竟這麼龐大！醫院號源緊張，她總是能起多早就起多早，因為一不留神晚去一會，取號的隊伍就要繞著圈排到醫院門外。凌晨4點多，在小書包裡裝好紙巾、水杯、面包，拎起小馬扎，徐恩和媽媽兵分兩路去不同科室簽到排號。“5點簽上到，才能保証取到前50以內的號。”想起那段經歷，徐恩苦笑。

　　常規檢查、血尿、肝功能、激素、白帶、宮頸……檢查單子掐在手裡，她在醫院跑上跑下，在每項檢查中間，等待也是常態。

　　徐恩到現在都還記得，診室門外的屏幕播放的除了醫院宣傳片就是《貓和老鼠》。“來來回回那幾集，情節都快要背下來了。”看著那隻被耍得團團轉卻總抓不到老鼠的傻貓，她笑不出來。

　　等檢查都差不多時，馬上要進行取卵手術。這還是她成年后第一次進手術室，表面上裝作不太害怕，但內心抖得如篩子。

　　“我真的不想回憶。”打了麻藥，徐恩躺在手術台上，麻醉減輕了生理上的痛感，但無法消除內心的羞恥、緊張和恐懼。

　　徐恩一共取出了20顆卵泡。3天以后，醫院會通知她和丈夫，他們的卵子和精子有沒有結合成受精卵，“像學生查成績一樣的，醫生會告訴你，現在取了多少個卵泡，培育成多少個受精卵，質量怎麼樣。”

　　她的“成績”不差，從她體內取出的這20個卵子最終配成了10多個受精卵，養成囊胚，“那時候期待值很高，覺得第一關闖過了，可以移植了。”

　　接下來就是檢測子宮內膜的厚度，看是否適合移植。抽血、驗血、做B超，剛開始三四天檢查一次，越到手術前檢查越頻繁，隔天甚至每天都要到醫院報到。

　　時間不長，徐恩的兩側手臂就布滿抽血的針眼，青青紫紫一片。

　　當然，經歷過取卵手術、移植手術，這就是“小巫見大巫”。“第一次擴宮口的時候整個人特別抵觸，后來做多了，就放棄抵抗了。”為了孩子，她隻能一再承受。

　　然而天不隨人意，前后6次移植手術，沒有一次成功。不斷的失敗讓一向理智的她漸漸情緒失控，“說實話這種痛苦很難用語言形容，它不會在某一個特定節點爆發，而是一直綿延不斷，好像上山下山找不到繞出去的路。每次失望之后帶來的失落感，都會讓我覺得壓抑，卻又無從述說。”

　　誰在為生育割讓自我

　　吃藥、打針、取卵、移植，通常就診女性的一個治療周期為1.5個至2個月，她們首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是對抗時間。這時，距離徐恩來北京治療已一年半了。

　　生育的不確定性已嚴重影響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即使公司再善解人意，讓徐恩停薪留職安心備孕，她也無法再開口說出請假二字。正好丈夫工作調動回蘇州，分居兩地不是長久之計，在這個契機，她決定辭職。2018年底，她離開了那個自己奮斗過十幾年的職場。

　　在這個時代，“男女平等”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社會共識。但當大家走出象牙塔，走上社會，走進婚姻，徐恩卻發現自己無法擺脫來自職場、婚戀和生育三者的角力。

　　醫生們對這點感同身受。“我一般會提前到早上7點半開始看診，讓那些在南京工作的患者做完檢查就可以回去上班。”江蘇省人民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副主任醫師高彥寧可延長自己的工作時間，也不願意看到很多女性因為生育，放棄自己的工作。“我想告訴她們，生育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她們不應該為了生育讓自己被‘社會邊緣化’。”

　　在高彥看來，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迫決定”，生育對小家庭來說還有另一個復雜的背面：男性和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權利或義務，無法用一杆秤精准衡量。

　　離開職場，徐恩說自己“舍不得，但沒辦法”。離職那天她請同事在公司附近吃飯，卻沒再回辦公室看一眼，最后剩下的一點東西都是同事幫忙收好拿給她的，她的大部分物品早在一次又一次的請假中，陸陸續續拿走了。

　　“徐恩姐，別著急辭職啊，你就去慢慢治，生了寶寶回來我們繼續跟著你。”同事的挽留雖然暖心，但徐恩知道，人生的轉向已不可避免。因為生育暫時放下的自我誰來修補？日后還能不能重回職場，和以前一樣獨當一面？隻怕誰都給不了徐恩一個明確的答案。

　　就連徐恩自己，也無法厘清“愛孩子”和“愛自己”是相同命題還是不同選擇。辭了工作，回到丈夫老家南京，在下一份工作的空當期裡，徐恩想，要不要再試一次？就最后一次。

　　“我和丈夫達成共識，這次如果不成，就接受自己沒有孩子的事實。不能為了孩子，完全失去自己。如果實在喜歡小孩，以后可以領養。”

　　醫生其實見多了因為孩子影響夫妻感情的案例，高彥告訴記者，甚至有夫妻帶著離婚協議書到診室等待移植是否成功的結果。

　　但幸好，徐恩在這方面算個“幸運兒”，丈夫的支持給了徐恩很大慰藉。他總是和徐恩說：“沒關系，如果沒有孩子也沒關系，我們兩個可以過得很幸福很好。”

　　這次不奔波了，就在家門口治，她來到南京市婦幼保健院，一次性取了10顆卵子。第一次移植，仍是失敗。

　　“奇怪了，明明胚胎外形看起來很健康，失敗的原因在哪呢？”徐恩的主治醫生建議她重新做全面檢查，並嘗試第三代試管技術。

　　不同於一代試管，隻通過外觀形態判定囊胚健康程度，這次他們提取囊胚外周的細胞做基因檢測，發現10個囊胚中隻有2個在基因方面是過關的。這讓徐恩大為震驚，以前竟然做了很多無用功。

　　再進一步檢查，徐恩的免疫方面竟然也存在問題。細查下來，原來一直沒被發現的這些問題，才是最核心的。“就好像以為自己提著水桶去打水，最后發現拿的是竹籃。”徐恩想起還是忍不住感慨，要不是醫生細心“復盤”發現了這些問題，她可能會“一錯再錯”。

　　找到症結所在對症下藥，徐恩又開始了大把吃藥、頻繁打針的日子。她隨手從櫃子裡拿出滿滿一袋子剩下的藥和針管，“這是黃體酮注射液，利於胚胎著床的。這是那屈肝素鈣注射液，抗血凝的。雌二醇，一吃就要20多天不能停……”

　　袋子裡還有不少粗細不一的針管，針也要自己打嗎？“那可不，有的打肚子，有的打腿上，還有的是屁股針。”說話的時候，徐恩還不斷摩挲著肚子和大腿，幾百針打下來也久病成醫，“對自己下手”眼睛都不眨。

　　誰在制造生育焦慮

　　這次移植后是背水一戰，徐恩說自己走進手術室的步伐都更“悲壯”了一些。

　　“今晚回家吃點什麼好吃的啊？”“給你推薦一家店呀！”移植前為了舒緩徐恩的心情，護士趙靜總愛跟她“東扯西扯”。

　　趙靜是徐恩在南京市婦幼保健院做試管以來，和她接觸最多的一名護士。“你會覺得，這對夫妻這麼溫和，做他們的寶寶一定很幸福。上天如果不給他們一個孩子，真的有點殘忍。”趙靜告訴記者。

　　這些陌生人帶來的感動其實一直圍繞著徐恩。她還記得有次手術結束后，她坐在一邊休息，看到清潔工阿姨進來本想趕緊起身離開，結果阿姨立刻按住她叮囑：“再休息會兒，不耽誤我清理，姑娘祝你好‘孕’。”

　　徐恩的手機裡，還有三四個“病友群”，都是她坐在醫院等待檢查結果和大家閑聊時被拉進去的。“翻滾吧BABY”“好孕幫”“子輝群”，從群名就看得出來，這些群承載了備孕媽媽們多大的期盼。

　　人類的悲喜在這裡無比相通，她們都是社會裡的極小個體，卻承擔著家庭繁衍生息的重任，她們用各種各樣的辦法，每天期盼著自己懷孕。似乎，懷孕成了她們目前最大的目標。一旦有人報喜“懷上了”或“生了”，群裡還會跟著一溜煙地發“接好孕”，求個好兆頭，不管平時多理智的人，這時候都相信“孕氣”是會傳遞的。

　　移植后的第9天，和每次一樣，徐恩拿出早早孕試紙。竟然在上面看到了淺淺的紅色！第10天，再測，顏色更深了一些！徐恩把試紙拍給趙靜確認，趙靜回了兩個字：成了。

　　在一天天加深的顏色中，徐恩和丈夫又期待又忐忑。終於熬到第14天，她和媽媽、丈夫一起到醫院驗血。特意比平時起得更早，7點多就到了醫院。9點報告單出來，醫生把結果告訴她，“恭喜啊，懷孕了。”

　　好像中了頭彩不敢相信一般，回家的路上徐恩整個人都是“飄忽忽”的。丈夫滿臉都是激動，媽媽也跟著在一旁偷偷抹眼淚。

　　一直悶著頭“沖刺”，闖過終點線后，徐恩的生活看似更平靜了，同時又打開另一新世界大門。徐恩家裡，沙發上一本940頁的《育兒百科》已看了快三分之一，隨手翻開都是她標注的劃線和折頁。客廳的落地窗前，陽光最好的位置，晒衣架上正挂著新買回來洗過的小毛巾。

　　孩子爸爸親手洗了孩子全部的衣服、床單、被罩、紗巾布，從不假他人之手。人高馬大的父親，攥著比自己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小衣服，邊清洗邊哼歌。每當看著丈夫寬厚的背影在洗手台前微微弓著，徐恩總覺得之前的痛苦恍如隔世。

　　徐恩在試管這條路上“畢業”了，但試管嬰兒是所有不孕不育者的救命稻草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今的試管嬰兒成功率雖可以達到30%-60%，比起早些年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意味著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正在漫漫求子路上踽踽獨行。

　　“很多患者明明身體可能沒太大問題，通過治療、調養，努努力能自然受孕，她們卻像點菜一樣來了就喊著‘我要做試管’。”高彥對一些患者的行為感到無奈，同時她也理解她們孕育一個孩子急迫的心情。更讓高彥覺得無奈的是，不少人全家齊上陣，婆婆甚至會偷偷來問“試管的孩子是親生的嗎？”有的患者拿著網上四處搜集來的說法，一一質問。焦慮的情緒因為“不了解”，被越燒越旺。

　　作為一個醫生，高彥覺得自己“治病”重要，而“治心”更重要。她的看診習慣是，首次面診一定要夫妻雙方都在場。“這不是一個人的事，夫妻雙方必須要彼此配合與理解。”

　　在高彥的辦公室，擺著不少綠植、鮮花，周圍的牆面也是粉色的。其實高彥並沒有時間養花，擺放這些就是為了患者能有一個舒心的環境。

　　“心態直接影響患者的身體。”過度焦慮會影響患者的睡眠狀況、內分泌狀況，以及精子、卵子的質量，長此以往形成惡性循環。高彥有時會建議特別焦慮的患者尋求心理疏導。她說，“醫生能做的其實就是陪患者走一段路。也許我不能讓患者成功抱一個孩子回家，但至少能讓她們在回想起這段艱難的日子時，沒有那麼殘酷。”（蔣明睿 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