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為什麼不願生孩子？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還有多遠？

11日，備受矚目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爐，生育率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於較低生育水平。初步匯總的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說，低生育將成為我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那麼，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了？

養得起幾個娃？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吳一，在雙方父母催促下剛剛生完二胎半年。半年來，一家6口擠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裡，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經濟上的壓力，讓她身心俱疲。

剛休完產假開始上班，吳一每天中午要趕回家給二寶喂奶，來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鐵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買過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妝了。”吳一失落地說。

2016年6月8日，經合肥森林海幼兒園前期資格審查合格的家長們在排隊等候抽簽搖號。 新華社記者劉軍喜 攝

為了方便大寶上學，也為了離單位更近，一家人決定將北五環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讓老公的父母來北京幫忙照顧孩子，省錢也放心。”吳一說，二寶出生后，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吳一打開支付寶賬單，滿滿都是尿不濕、嬰兒衣服、身體乳、爽身粉等等的購買記錄。“現在后悔沒把老大用過的一些東西留下來，又得再花錢。”吳一說，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倆的工資，幾乎全部用於每月家庭的基本開銷。

吳一也想過做全職媽媽，但看一眼賬單就打消了念頭。

前程無憂發布的《2021職場媽媽生存狀態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媽媽的收入已成為支撐家庭的重要來源。45.2%的受訪職場媽媽的個人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個人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職場媽媽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賬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陳曉明今年27歲，有個兩歲的兒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銷在5000元左右﹔

在西北縣城工作的一位父親稱，每月給孩子的花費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資隻有3000元﹔

在湖南懷化一所鄉村小學做教師的黎女士說，孩子不到3歲，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資的三分之一。

甘肅省蘭州市37歲的王思誠告訴記者，她和愛人決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簡單——教育成本太高。

“孩子5歲多，報了8個興趣班，包括圍棋、樂高、游泳等等。僅興趣班每年支出就要6萬元左右。”王思誠說，他生在農村，從小沒上過興趣班，也曾想過不給孩子報班。“但別人都在學，我們不學，總擔心孩子被時代拋棄了。”他和愛人達成共識，一個孩子就“壓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種成本的加成，讓年輕人在生育之前要盤算更復雜的經濟賬。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以前多生一個孩子，不過是“多添一雙筷子”，但今天，那雙筷子變成了“黃金”做的。

誰來幫看娃？

“沒人幫忙帶孩子”是楊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遼寧鞍山，孩子已經7歲。“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對，否則女性犧牲太大。”她說，身邊有多名女同學生二胎后選擇成為全職媽媽。“都是在事業上很優秀的女性，但沒辦法，孩子沒人照顧。”

生下孩子沒人照看，是很多年輕夫妻共同的焦慮。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機構供應明顯不足。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調查數據顯示，我國0至3歲嬰幼兒入托率隻有5%左右，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家庭的嬰幼兒照顧方式仍舊以父母和雙方長輩照顧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來在某教育機構上班，一開始選擇請保姆看孩子，但最終沒能扛下來。“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一路漲到一月6000元。我反復考慮，辭退了保姆，也辭掉了工作，全職帶孩子。”李楠無奈地說。

與保姆的“糾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北京的媽媽告訴記者，她家3年換了7個保姆，有的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有的專業素養不足。天津一位家政業業內人士坦言，我國家政服務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給不足，行業發展不規范，百姓滿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無奈地為第三代犧牲了清閑、獨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駕校教練說，近年來招收的學生中不少是60多歲的爺爺、奶奶。“剛開始我也納悶，年紀這麼大了，為什麼還要學車？后來一問才知道，為接送孫輩方便。”

孩子長到3歲，在很多大城市，想上個理想的幼兒園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開車半小時內的所有幼兒園，發現私立條件好的太貴，收費低的品質又不行。”在廣州生活的陳蕾說，為了讓孩子進入一所熱門的公立幼兒園，她想盡了辦法，經歷一番“15選1”的殘酷競爭，才得以成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歲多，但已經開始想著學區問題。她和丈夫想辦法貸款、湊錢，在西城區買下了一套學區房。“買這套房子感覺‘要了我的老命’，怎麼還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來，不僅是城市，目前我國農村也進入了低生育意願的時代。

湖南邵陽農村的劉瑞，生孩子前辭掉城裡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隻能靠我愛人務工掙錢，懷孕、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感覺經濟壓力很大。”

“農村夫妻生育意願不斷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說，一方面，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面臨更大生活壓力﹔另一方面，傳統的生育文化已經改變，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觀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還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王影，35歲時成了新手媽媽。她之所以選擇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工作。“老公工作調動頻繁，我身邊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晉升受影響嚴重，所以我們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兩年前，考慮到身體原因，王影才下定決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強人，但生育后重返職場，王影的感受明顯不同。“年輕同事們沖勁十足，而我三天兩頭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沒法完全放在工作上。”王影說，為了工作，不敢考慮二胎。

（漫畫：勾犇）

蘭州大學第一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治醫師楊婷說：“生育二孩，女性還會考慮帶來的健康風險。尤其是隨著年齡增長，生育可能帶來加速衰老、高血壓、育后血栓等並發疾病風險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僅局限於經濟因素，還包括時間成本、社會成本。黃文政認為，隨著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女性生育意願不斷下降，生育時間不斷推遲。

29歲的於欣欣去年剛結婚，雖然雙方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經下定決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處於上升期，一生孩子這些年的努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現在的工作節奏也不允許要孩子，頻繁出差、加班，連小狗都不敢養。”她說最困難的就是還未和老公達成共識。

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還有多遠？

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動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釋放生育政策潛力。”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數為1.8，隻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揮出來。”寧吉喆說。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構筑一個生育安全和生育關懷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原新表示，應建立與現行政策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在優化生育政策和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過程中，對與新生育政策相違背的內容進行修訂。

蘭州大學縣域經濟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毛錦凰認為，國家應盡快完善幼兒階段和學前階段教育制度，將學前教育納入國家義務教育，切實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同時，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補貼政策，從生育補貼、撫養補貼、生育女性醫療補貼、延長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補貼等方面統籌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術服務和宣傳教育，也應該不斷加強，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檢、孕檢等。此外，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該得到正確應用，讓因各種原因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擁有孩子，同時對非法代孕等行為嚴厲打擊。”原新說。

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國生育的人文環境、輿論環境也在隨之變化。原新認為，當下，這些環境應該被積極重塑，讓整個社會盡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會。（文中受訪夫婦均為化名）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白佳麗、張文靜、劉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