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評價體系改革重在人心

　　近日，有媒體在報道全國政協舉行“進一步完善高校教師多元分類評價體系”提案辦理協商會時，再次指出當前高校教師績效評價中仍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如崗位分類評價制度缺乏統一標准，教師績效評價以“科研工分制”為主導﹔各高校以人才“帽子”、海外學歷等為導向的分類激勵機制設置差異較大，頻繁考評加劇了浮躁氛圍﹔發表論文、獲得稱號和重大課題的獎勵過重等。

　　總體來說，現今的評價體系“企業化”傾向明顯，做學問成了“計件”工作。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改革初期至今，舊有的學術評價體系已經從一種促進科研創新的進步之舉，逐漸變成了一種阻礙，昭示我們必須對其絕對化、簡單化的量化標准開啟更加深入的改革。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指出：“不得將論文數、項目數、課題經費等科研量化指標與績效工資分配、獎勵挂鉤。”“依據實際貢獻合理確定人才薪酬，不得將人才稱號與物質利益簡單挂鉤。”這對破除論文“SCI至上”，將科技創新、學術研究從追求數量向追求質量轉變起到重要的指向性作用。

　　科研和學術的價值檢驗不同於工業化產品，任何單一指標都無法對它的多元性價值進行有效衡量，但其促發的功利主義和急功近利思想，卻產生了很多學術泡沫，影響到學術研究創新的優良氛圍。“計件”的結果，就會造成“件多為王”局面。但實際上，由此所成就的學術之“王”，也很難有稱王的感覺，因為即使“王者”也很清楚其周遭不乏能人，不過是被卡在固定出口難以露頭而已。

　　學術研究機構特別是高校，作為文化發展、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的主力軍，肩負著我國各類各層次人才培養的重任。“通過工具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實現人們的功利目標”。對評價體系進行多元化改革，將扭轉已經本末倒置的學術研究機構的發展。考察國際上較為完善的科學評價制度，其中包括了工作制度、責任監督、獎懲回避等諸多內容，這些基本的制度建設是學術機構健康發展的底層支撐。

　　我國相關機構目前不斷建立、增刪很多評價標准，但似遇到重重阻礙，像陷入泥淖般，一腳拔出則一腳深陷。也就是說，評價體系的建設重心，還有很大一部分功夫在評價之外。評價失靈，從根本上說是道德建設、風氣養成沒有跟上，所以客觀標准很難奏效。對學術研究成果包括論文價值的評價，絕非言詞所能精確概括，這也正是其“微妙”之處。所以，論文以及學術評價不能回避道德建設問題，不能回避職業倫理涵養問題，更不能回避學術風氣、學校（院所）氛圍問題。

　　如果形而上的表達，對學者來說，榮譽是最重要的一種評價，雖然它是最難以用客觀標准來衡量的。這裡的榮譽不是自上而下設置的一些頭銜或者稱號，而是通過努力，實現個體與社會融合，是整個社會授予學者個人的。我們崇敬的袁隆平院士等諸多有突出貢獻者，他們的社會贊譽和獎狀、嘉獎都有所不同。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種學術道德和學術榮譽體系，它能影響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會壓制個人為了金錢和職位去灌水論文或者學術造假，引導個人去遵守學術界的規則和原則。事實上，遵守規則和遵守原則是不同的，這就類似於遵守法律和遵守道德是不同的，法律隻能維系最低的道德要求，規則也隻能支撐最低的做人、做學問原則。但是如同遵從法律與道德是社會穩定的前提，遵從規則和原則同樣也是維系學術體系健康良性發展的前提。對於學術不端者，如果整個社會認為這是一種可憎的行為，並用最嚴厲的道德措辭來譴責他，那麼，距離實現我國對科研創新的強烈追求、實現成為世界知識中心的抱負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