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约束“导师让学生干私活”？

　　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疑遭导师欺压后意外身亡事件，这两天引发关注。据该校回应，死亡学生的导师张某存在让学生干私活以及辱骂学生的行为，学校已据此取消张某研究生导师资格，但该研究生的死亡是否与被骂有关，仍在调查中。

　　这两年高校研究生轻生事件时有发生，从调查结果看，不少都与师生矛盾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应该看到，研究生在校期间，实行的是导师制培养模式，这意味着与导师接触方式和频率都与本科阶段大不同。

　　师生矛盾的产生，有些问题是非界限比较明显，比如导师对学生性骚扰，比如一些老师把家务劳动摊派给学生，凡此种种，本质都是老师利用师生权利的不对等对学生身体侵犯及劳动剥削。学校现有制度都对此做出了禁止性规定。

　　但还有些现象则存在模糊地带，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导师经常安排学生参加自己的课题。按说这也是一种正常培养方式，但问题是，眼下一些导师通过关系从社会上拉来的一些横向课题，并无学术含量，学生为此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学术收获却有限。

　　另外，对于一些导师在校外开设商业公司，政策法规并不禁止，甚至还契合当下倡导的“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思想。应该承认，此举也的确推动了智力劳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问题在于，导师安排学生“干私活”，或许会给学生报酬，但双方既不是雇佣关系，也没有合同保障，学生处在弱势位置，甚至是权利真空状态。

　　一些导师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且给学生增加生活补贴。但这毕竟是商业活动，安排“干私活”是否符合学生意愿、学生有没有选择权利、工作期间的合法权利能否得到保障？长时间以来，这些问题都处于灰色地带。更不用说，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社会实践”对于学术研究无甚益处，对立志走研究路线的学生来说，更是一种负担。

　　在此过程中，导师、老板还会混作一谈。在利益驱使下，个别导师更可能行为扭曲，比如想方设法延缓学生毕业、强迫学生加班等。社会上的企业员工尚有劳动法保护，学校里的学生则基本处于“裸奔”状态。

　　此次事件中，导师张某就在校外开设商业公司，且从目前披露资讯看，其校内实验室与其校外商业公司间缺少明确界限。更有消息称，她在实验室大量存放易燃溶剂，经常要求学生为其商业客户运送溶剂。

　　如今，涉事校方也对媒体承认张某除辱骂学生外，还存在让学生干私活的问题。张某具体让学生做了什么、所披露细节是否属实，也亟待校方的深入调查与及时回应。

　　高校对研究生实行导师制培养，师生学术上相互砥砺、生活上互相关照，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也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中间，老师往往居于强势，如有纠纷发生，事实及性质也不易界定；更大的问题则是，当前高校普遍缺少这方面的细致规定，导致师生间公私边界模糊。

　　学生居于弱势，有苦难言，这种委屈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所以，高校在制定出台反性骚扰、反学术不端等一系列规范教师行为制度的同时，针对教师安排学生参加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工作的相关规范，亦显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