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奸殺案”改判無罪，用追責到底畫上正義句號

　　最高法的立案審查，加速了此案正義到來的步伐。但該案留下的教訓，仍值得汲取。

　　備受關注的“山東臨沭二中奸殺案”（也就是“女生遭奸殺同級男生被判無期”一案），改判了——當事人張志超被改判無罪。

　　據報道，2005年1月臨沭二中一女生被奸殺，當年不滿16歲的在校生張志超被警方認定行凶殺人，隨后被刑拘、批捕。2006年3月，他被判無期。雖然一審時張志超還不滿17周歲，但法院未按對未成年人的審理方式審理該案。直到2011年，張志超的母親探監時，張志超才提出要申訴。

　　申訴6年后，2017年，最高法立案審查該案，指令山東省高院再審。山東省高院經過6次延期，直到2020年1月13日，改判他無罪。

　　在該案中，最高法的介入，無疑是該案洗冤的重要拐點。正是其指令再審，正義才得以復歸。而最終結果似乎又驗証了那句——“正義不會遲到”。

　　但正義復歸，不意味著教訓不需要被汲取。從“強奸殺人犯”到重獲自由之身，張志超的洗冤之路走過了漫長的15年，他入獄時還是個少年，卻在監獄裡蹉跎了歲月，其間父親、爺爺、奶奶、姥姥已相繼去世。

　　冤案的成因總是那麼相似：不遵守程序正義﹔明顯客觀証據不足，通過主觀証據來湊合﹔對証據標准的審核、非法証據排除的層層司法關口的失守。

　　首先，這起命案客觀証據嚴重缺失：受害者身上未提取到精液和其他身體物質﹔唯一的物証上未提取張志超指紋。另一方面卻是張志超9次口供的嚴重“不穩定”。

　　其次，本案程序正義上出現了嚴重問題，就注定了是實體正義層面結出惡果。按《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警方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須有其法定代理人在場，這是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避免辦案者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等實施單方面誘供。

　　這本該是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不能逾越的程序底線，在本案中卻被突破了——結果看起來辦案是“方便”了，卻在無形之中降低了警方對辦案客觀証據的要求，將查清案件真相寄托在當事人的口供上。

　　說白了，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互為表裡、相輔相成，拋棄對於當事人正當訴訟權利的保護，看似提升了打擊犯罪的“效率”，但很可能存在鑄冤風險。

　　此外，本案還有另一個受害者——張志超當年的同學王廣超。他因“虛假証言、包庇”，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執行，如今此案也得到了一並糾正。為什麼一個未成年人沒有撒謊，沒有陷害同學，卻遭到了牢獄之災？一案催發了兩起冤案，這值得反思。

　　雖然証據環節疑點重重，但冤案洗雪還是延宕了整整15年，在2017年最高檢指令再審之后，本案審判仍延期了6次。“正義會遲到，但不會缺席”，用在張志超案上注定辛酸。

　　“無罪推定”原則被突破，對未成年人案件規定的“特別保護”被突破，最終換來這沉重的結果。如今，張志超的青春歲月已經無法追回，但也該用刑事司法上追責來亡羊補牢，用“案件責任終身制”告慰張志超的獄中青春歲月。

　　張志超案的確是依法治國、司法糾錯大背景下的新注腳，最終的糾錯本質上也是法治回響。但反思與問責力度也該夠“深”，這樣才承載得起該案之“重”。（徐明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