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社會性死亡”背后的輿論生態、道德法律

“社會性死亡”或許只是一廂情願的想象

當我第一次在豆瓣上打開“社會性死亡”小組時，那時的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有朝一日，這會變成一個嚴肅的話題，在輿論場上受到如此激烈的爭論。我隻記得，那天看著小組成員分享的尷尬囧事，“哈哈哈”了一整個下午。

然而，這個曾經以自我解嘲為主的概念，卻在這半年裡發生了耐人尋味的劇變。當人們說出“我社會性死亡了”的時候，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顯然和“我要讓你社會性死亡”裡蘊含的意圖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我不再敢輕易地界定和使用這個概念，轉而對其背后的一些東西思考起來。

其實，早在最近這場爭議巨大的校園風波之前，我在網上常混的圈子裡，就已經發生過好幾次由疑似性侵、性騷擾和情感糾紛導致的“社會性死亡”事件。在這些事件裡，不乏有提出指控和受到指控的人是我熟識的網友，乃至現實中認識的人。這類事件的開端，幾乎總是有人受到了難以由法律途徑追責的侵害，因此隻得訴諸於道德控訴，試圖以曝光對方個人信息的方式，讓對方付出代價。而被以“社會性死亡”相威脅的人，往往也會做出激烈的回應，以証明自己在聲譽上的“清白”。

面對這樣的場景，我知道，很多人都迫切地想要分出黑白。然而，越是靠近當事人，我便越是發現，自己很難輕易做出站在這邊或那邊的決定。以手中的個人信息為籌碼，謀求讓別人“社會性死亡”是否合乎程序正義？是否可能誤傷無辜？這些問題的答案自然殊為可疑。可在事情的反面，“社會性死亡”卻也常常是受欺凌、受侮辱、受損害一方最后的掙扎。在某種意義上，“社會性死亡”之所以會被當成一件“武器”，並非是因為它真有威力多麼巨大，而很可能是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它是弱勢一方僅能拿出的“武器”。

其實，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在我親身見証過的這些“社會性死亡”事件中，盡管提出指控的一方總是“火力全開”，有時能在豆瓣、微博上拉起成千上萬的轉發與討論，讓人覺得好大陣仗，但就結果而論，被以“社會性死亡”相威脅的人卻往往並不會被怎麼樣，很可能沒過多久，就“成功”地被網友遺忘。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熟識的好幾個女生，一同指控一個頻頻切換各種“假身份”的男生專門欺騙女性感情，一邊腳踩數隻船，一邊以各種編造出來的名目向女生借錢。然而，就是在指控“實錘”充分，相關網帖也得到了大量轉評的情況下，受到指控的男生，竟然在不久之后，公然在朋友圈裡晒起了新女友。顯然，很多時候，所謂的“我要讓你社會性死亡”，都隻不過是指控者幻想中的一廂情願。

起初，我一度很不理解，“社會性死亡”的威脅，為何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但很快，我就參透了其中的緣由。說到底，網絡空間上的輿論環境，從一開始就不能與“社會”這個宏大的概念的畫上等號。因此，當一個人在自己所能觸及的范圍之內，以網絡為工具對另一個人發出道德指控時，充其量也隻能在特定的小圈子裡讓另一個人的名聲壞掉，而無法阻止對方繼續在更大的社會環境裡如魚得水。在這種情況下，相關指控的“實錘”是多是少，聲勢是大是小，根本就沒那麼重要。

真實的社會，其實遠遠要比普通人想象中要廣闊得多。世界之大，容得下任何想要生活下去的人。我見過太多在網上被曝光到仿佛混不下去的人，改頭換面便立刻“重新開始”——事實上，哪怕是一些在新聞中被曝光過斑斑劣跡的公眾人物，不也同樣厚著臉皮，繼續招搖嗎？

在我看來，與其拿著放大鏡，對這種影響力終歸有限的一廂情願大加爭論，不如認真思考：面對爭議性的道德事件，以及那些難以用法律維權的疑似受害者，我們該如何為其提供一條超越“社會性死亡”的問題解決路徑？顯然，我們既不希望好人遭到冤枉，也不願意看到作惡的人自行逍遙，努力讓是非得以澄清，或許比糾結維權者的“姿勢”更加重要。（作者：洪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