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社會性死亡”背后的輿論生態、道德法律

一場發生在高校的“騷擾風波”，讓“社會性死亡”這個詞成為網絡熱搜。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們在與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難免遭遇窘迫和難堪。這可能是因誤解帶來的小尷尬，可能是因社交能力不善造成的誤會，還有可能是行為不端引發的社會抵觸，這種自身形象在社交場景上發生的折射、扭曲或反噬，被網友統稱為“社會性死亡”。對於生活中偶發的“社死”，不妨以解嘲和放鬆的心態化解﹔而對於不分清事實，揮舞輿論大棒群起而攻之，試圖以“社死”給人貼標簽的做法，則要警惕其中隱藏的網絡暴力。當“社死”成為網絡熱搜，探究其背后的社會心理、輿論生態、道德法律，也就有了其現實意義。

誰都無權讓他人“社會性死亡”

最近，“清華學姐”的熱搜佔據了各大社交平台，一個清華女生在食堂，懷疑自己被一位男生“咸豬手”。她在朋友圈公開了這名清華學弟的名字和學號，聲稱讓學弟“社會性死亡”。雖然監控攝像頭還原了學弟的清白，但該事件也讓我們見識到：在社交媒體時代，動輒讓他人“社會性死亡”是成本多低、多麼輕而易舉的一件事。

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即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權。在當下環境中，生命權的社會屬性同樣重要，因為這涉及到一個人的家庭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或學業等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和。一旦給他人扣上負面“帽子”，即便后期發現誤解，有所澄清，所造成的傷害有時也是無法消除的。極端情況下，被“社會性死亡”的一方甚至會因為不堪周遭眼光和網絡暴力，走向自我傷害的境地。

在整起事件中，給學弟造成毀滅性傷害的是個人信息的曝光以及隨之被貼上的“咸豬手”標簽。隱私是公民個人生活中不願為他人公開或知悉的秘密。它是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等的一種人格權。這位“學姐”強行拿出學弟的學生卡拍照，要走了其個人身份信息，並第一時間在網上公布以給予輿論壓力。退一步講，即使學弟真的有“咸豬手”行為，該“學姐”的做法在法律程序上也欠妥當。

隨著社會發展和觀念進步，公眾的權利意識有所增強。在遇到不公對待或感到權利受到侵犯時，越來越多人不再選擇忍耐和沉默，而是勇敢地說出來，積極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但與此同時，許多人卻並未注意自我權利的邊界，在事實不清、存在誤會的情況下過早對他人貼標簽、下定論。在一些情況下，當事人還會通過歪曲、夸大事實的方式給自己維權。

比如，最近“天價便飯”視頻中，爆料游客稱“一頓便飯收費1900元”，並繼而給該店貼上了“黑店”的標簽。可后來經過當地市場監管部門調查發現，該店明碼標價，斤兩正常，海鮮加啤酒的“大餐”也顯然不只是“便飯”。雖然新聞最終反轉，可是該指控給店家帶來的名譽損害卻是現實存在的。

對自我權利行使不夠審慎的代價，是對他人權利的傷害與忽視。當出現問題或矛盾時，最明智的做法是通過正規途徑解決問題，而不是曝光對方的隱私，借由網絡輿論的力量來佔領高地。比如去年熱播的現實題材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講到了隨機殺人案的凶手在案件發生后遭到了網民的瘋狂攻擊。一些媒體為了獲取更吸引受眾的新聞，甚至直接將話筒伸向了凶手的家屬，要求他們血債血償。凶手的父母為了躲避媒體的追擊，隻能躲到一個小漁村裡過著艱苦乏味的生活，實現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社會性死亡”。

這種現象被稱為“媒介審判”，具體指新聞媒介報道正在審理的案件時超越法律規定，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互聯網給予了普通網民發言的權利，但很多人在網上發聲，並不是評價事實，而只是宣泄情緒。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個人信息與名譽變成了無比重要的事情，它是構成一個人線下“印象管理”的首要前提特征，但這些個人信息和聲譽也很容易被線上的群體無意識行為所損毀。

因此，面對誤會或者矛盾時，當事人雙方應該首先進行充分的溝通，通過科學查証來澄清誤會。在無法通過溝通達成協商一致時，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進行調停或是訴諸法律。在証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當事人也要審慎利用網絡曝光的權利，更不能以公布他人隱私的方式來施加壓力。因為，自我權利的捍衛不能以犧牲他人的權利為代價，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侵犯他人隱私，甚至是宣稱要讓他人“社會性死亡”。（作者：黃駿）